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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盛大的纪念大会上，我谨代表北大历史学系全体师生向郑天挺先生献上咱们的馨香一瓣。
还有一事，也是佳话：郑先生同北京大学堪称“三代世交”：父亲郑书忱公曾担负京师大学堂的“教务提督”（相称于教务长），公子郑克晟也曾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后到南开大学执教。
郑先生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1919年五四运动中，曾代表北大学生会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推进两地的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入北大文科研讨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导师为钱玄同先生。从事文字音义研究和清朝内阁档案收拾研究。1924年夏，任北京大学讲师。三年后去南方工作。1930年11月又随蒋梦麟先生回北大，任校长室秘书。1933年在学校的一场危机中，迎难而上，接任了秘书长。那个时期，北大并无副校长，郑先生肩负着学校的日常行政重任，一直担到1950年。其间教养治学，未尝稍懈。他学识广博，文史兼治，古今贯通。先后在中文系、史学系执教，讲解古地舆学、校勘学、隋唐五代史、明清史等课程，并在历史文献学、西南边境史、尤其是明清史范畴潜心研究，结果卓越。
（2009年9月18日牛大勇代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的致辞）
七七事变前后，蒋梦麟、胡适等北大重要引导都在南方加入国是会议，北大校求实际由郑天挺先生主持。国难骤临，危城困学。师生去留、校产安危、交通梗阻、日伪纠缠，一时局势十分庞杂。郑先生冷静敷衍，处置切当。使大量师生和校产得以保险转移。尔后，他又作为北大代表，参加西南联大的筹建。对战乱时期中国学术重镇的重建，奉献很多。为使三校合并后可能和衷共济，他适时解雇行政要职于先，又应急受聘为联大总务擅长后。秉公执事，鞠躬尽瘁，个人进退，无萦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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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郑先生的毕生能够分成高低两篇，我这里只算非常疏浅地说个上篇，南开的领导和共事们会很中肯地讲好下篇。今年也恰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创立110周年。我作为北大历史学系的代表，在此可以略感怅然地告慰我们爱戴的郑老先生、老主任：你所醉生梦死、艰巨建设的北大历史学科，今天仍然阵容整洁、人才济济。民主迷信的光彩传统代代相传，谨严求实的精良学风长盛不衰。先生九泉应笑慰，大业传承有来人。
编纂：文尚
家喻户晓，北大和南开两校在历史发展中造成了“血浓于水”的血统与学缘关联。如前所述，郑老早在五四和西南联大时期，为北大、南开两校缔结了深沉的交谊。1952年全国院系调剂时，郑先生调南开大学执教，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合编的《郑天挺先生百年生日留念文集》的《代序》中，有这样的评估：“郑天挺把本人前半生的黄金岁月献给了北大最艰难的时代，又把他暮年最成熟的学术带到了南开。”诚哉斯言！郑先生调离北大到南开，虽有令人难解的一面，但也确切使两校间的传统纽带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正如季羡林先生在《忆念郑毅生先生》一文中所说：“他调往南开，又给我带来了点快慰。南开和北大是兄弟学校，友情极深。他可能把北大的学风带了一点从前，与南开的学风融会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簇新的学风。”
抗战成功后，郑先生先期北上，为北大复校做缓和的准备。对在北平的老师与学生的“甄别”，起了适当的中跟作用。北大得以顺利还原，先生厥功至伟。他从此还兼任了北大史学系的代办主任、主任。
郑先生正派厚道，恭俭谦谨，善良忠恕，尊师爱生。田余庆先生依据亲自感触，称颂郑先生兼具“师”、“父”之德之风。他任校务负责人期间，办公室可任师生随时排闼径入。在北大历次民主活动中，他都力抗强权，维护师生。从内战初起至北平解放前夕，郑先生始终坚定抵制军警入校搜捕提高学生。为此，1948年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全部学生向他敬献了一面锦旗，上书“北大舵手”四个大字。在北大百余年历史中，获此殊荣者，仅郑先生一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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