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西方经济学有了一个正当的生存空间

在北大等少数高校的经济系，高年级有一门当代资产阶级理论批判的选修课。其内容不是在全面客观介绍的基础长进行分析，而是分专题断章取义地摘录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和舆论，用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一批到底。

　　冲破坚冰

　　提出市场化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传统思维意识的酷寒并不从前，但春意已经萌生。西方经济学也恰是在这时偷偷的冲破寒冬开始进入中国。

(1967年，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78?1981年，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4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多年致力于经济学在中国的遍及和推广。）

本着开放的原则，高校也陆续开设西方经济学作为选修课。与改革开放前确当代资产经济理论批判比拟，西方经济学再不是望文生义的全盘批判，而是统筹介绍与分析批判。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先生，对批判和介绍的理解不同，有重在介绍的，也有重在批判的，但都较为体系地介绍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这些根本原理。当时，教育部为了在更多的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还委托北大办了西方经济学老师培训班。这个班的学生回去之后成为各校这门课程的首创者。我毕业留校后也从事这门课的教学工作。在北大最早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是厉以宁传授，以后由我讲授这门课。在介绍基本经济学原理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之后，又开设了作为选修课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我讲解这两门课的讲稿以后收拾为《西方经济学导论》，1985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1980年代许多学校把这本书作为西方经济学课的教材，在1988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良教材二等奖，至今每年仍发行一万余册。

荒谬时期的这种荒诞做法并不奇异。但却使咱们对国外经济学的状态一窍不通。到1970年代末，从事西方经济学批判式研究的学者全国仅十余人，且均匀年纪在六十岁以上。

在思惟界拨乱反正的氛围下，老一代经济学家意识到，我们对国外经济学懂得的太少了。依照捕风捉影的准则，无论对西方经济学持什么态度，首先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陈岱孙、于光远、胡代光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尽力和组织之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国外经济学讲座”。这个讲座从1979年11月初开始，每周一次，由北京和外省市的四十多位专家主讲，历时一年半，共计60讲。内容波及经济学基础常识、经济增加和发展实践、国际经济学、比拟经济轨制、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利用、公民经济核算、部分经济学、经济法、经济学流派等。这个系列讲座使我们对国外经济学有了普遍深刻的了解，大开眼界。(当时，我正在北大读当代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讲座后来汇编为《国外经济学讲座》(四册)，由中国社会迷信出版社出版，对推进西方经济学的教导和研究起了踊跃作用。至今像我这个春秋的人，对这个系列讲座依然历历在目。

阅历这一次风波之后，对西方经济学介绍跟剖析上了一个新档次。首先是在1980年代中期，国度教委听取邹至庄等华侨经济学家和国内专家的看法，把“西方经济学”列为财经专业的12门中心课程之一。选修课成了必修课，海内所有高校财经专业都开设了“西方经济学”。其次，西方经济学著作出版迎来了一个新高潮，有译著也有国人的著作。翻译著作以教科书和名著为主，较有影响的有上海三联书店的《当代经济学译库》、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国外金融论著译丛》、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国内的著述以教科书为主，较有影响的是复旦大学宋承先先生和国民大学高鸿业与吴易风先生合著的教材，也有很多年轻经济学家所写的先容西方经济学或用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方式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最后，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意识程度有所进步。只管整体上批评的多，但已不老是那种顾名思义的“胡批”，而是较为谨严，同时也留神了那些能够接收、鉴戒的内容。应当说这时又迎来了西方经济学介绍与研讨的新热潮。这与当时国外各种新思潮流入国内是一致的。

1992年党中央确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模式。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把它们作为改革的指点思想，但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内容对我们转向市场经济的意思毋庸质疑。

当年此类著作和文章对西方经济学介绍不外十之一二，且进行了曲解，而批判则有十之八九。今天再看此类文章，荒唐而又好笑。记得有一篇文章是批判凯恩斯的乘数理论的。乘数的公式是一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这一理论假设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这也完全合乎实际。但作者却说，假如边际花费偏向即是一，乘数就无限大，即增添一元投资，GDP可以无穷增长。并用这种数字游戏的归谬法来证明乘数理论之谬。还有一本当年十分风行的著作，把凯恩斯对于强迫失业和非被迫失业的辨别批判为“挑唆工人阶层的团结”。真不知这个罪名由何而来。

对西方经济学立场的改变不仅表示在学术上，也表当初政府的态度与政策上。以前也有国外经济学家来中国拜访和讲学，但重要是着重于政治经济学，且采用民间学术交换的情势。但1980年代中期，这种态度产生了转变。先是美籍经济学家邹志庄教学等访问中国，不仅受到中心高层引导的接见，而且他们对经济改造和经济学教养研究所提的一些提议受到高层领导的看重。当前还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巴山轮”会议探讨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问题，曾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等应邀加入。他们是主意市场化改革的，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曾被报道,北京大学培训，也受到高层器重。二是邀请货币主义首领弗里德曼来华，弗里德曼主张完整的市场经济，但他的中国之行也有公然报道，受到高层领导接见，他对中国改革提出的八字倡议??“放开价钱，管住货泉”??也受到重视。同期，吴敬琏先生等国内经济学家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改革，提出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这对以后断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模式有主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已经从书斋和课堂走向改革实际的前沿。

但早期引进并介绍西方经济学一度被列为经济学界资产阶级自在化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称萨缪尔森为“有名经济学家”都是“无耻吹嘘”。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惊失色。这时，有人缄默，有人张望，有人随风转舵，而当时已年逾八旬的陈岱孙先天生了国家栋梁。1983年，陈岱孙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三期上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该文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系统，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详细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这种对西方经济学一分为二的态度得到中央领导和学术界首肯，《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发表该文。“编者按”确定了陈岱孙先生的基础观点。陈岱孙先生提出的对西方经济学“整体批判，个体借鉴”的态度被学术界广泛接收，使西方经济学有了一个正当的生存空间。

也在这时，一些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开始在国内翻译出版。在此之前，国内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尤其是当代的著作极少，且严厉限于必定级别的专业人士和干部才干购置浏览。1980年，高鸿业生先生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书生逢其时，一出版就洛阳纸贵。许多盼望了解外部世界的莘莘学子人手一册，游手好闲地读起来。兴许他们还无奈懂得书中的全体内容，但那些闻所未闻的新观点对在传统思想下长大的年青人是一种强烈的冲击。许多七七、七八届的大学生正是从这本书中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从而出去留学，或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现在这些人有许多已经是学有所长的专家、胜利的企业家或相称级别的领导干部，但谈起《经济学》的情景时，仍旧是粉饰不住的高兴。除了《经济学》之外，当时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原著和论文，比方由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古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在当时有相称大的影响。

编纂：商伟

初春仲春的气象使人闻出了春天的气息，于是一些英勇者开始打破这个禁区。最早是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农业经济学会议上，有的学者开端胆大妄为的对边际产量递减规律进行一分为二。在批判了这个规律作为西方经济学基本之一的过错之后，开始承认这个规律在农业出产中的某种实用性。早在1958年大跃进时，经济学界也在批判这个规律，但大跃进的失败偏偏证实这个客观法则在坚强的发生作用。有了对大跃进失败的否认，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就有了被正名的可能。这次会议尽管只是有限的承认了这个规律在农业中的适用性，但却打破了完全否认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春天的气味攻破了传统的坚冰。

　　进入大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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