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考的大家
丁抗说，20多年来，他一直都感触到涂先生在用他漫漫的岁月讲述着这一问题的谜底。确切，涂先生的终生都在为此作最佳的注解。
涂光炽，1920年生，湖北黄陂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944年毕业于西南结合大学地质系。1949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声誉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学部主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理事长，贵州省第6，7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7年7月31日15时2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88岁。
8月21日，中科院院士涂光炽逝世3个礼拜之后，记者在他生前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看到后人正在为他编撰的图传。几百张照片，记录了涂光炽的一生。照片上，他始终保持冷静、镇定的表情，眼神动摇地望着远方，仿佛永远在思考问题。
涂光炽先生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丁抗在美国做研究人员,得知涂先生逝世的新闻,立即从美国赶回,在涂先生的墓前，他回忆道：“20多年前的一天，先生走进办公室，非常感叹和兴奋地对我说，‘小丁，我今天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结束了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行政过程。’我在播送里听到涂先生辞去所长职务的讲话，望着他，我不禁问道：‘那您以后干什么呢？’他没有回答，反倒以温和又十分认真的情态问我：‘小丁，你知道什么是学者吗？’当时望着他，我未能回答。”
8月24日，在广州地化所的会议室里，一场吊唁涂光炽的座谈会刚开始，研究员杨蔚华第一个发言，但是说出方才那句话之后，他却哽咽着不能语言。足足一分钟之后，杨蔚华才开始回忆和涂先生来往的阅历。“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涂先生的学术民主作风，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涂光炽简历
看待我国地学事业的整体计划，涂先生有策略家的思想；对待一个研究所的发展，他也有久远的思考。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张湖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涂先生是地化所的中心、灵魂人物。对所有战略性的课题，地化所都会组织一批精悍的人缭绕涂先生开展研究，这成为货真价实的‘地化所模式’。”
事后，涂先生对谢先德说：“我原来没有告诉你，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掌握。”这件事，这句话，给谢先德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涂先生在地学部担负主任的时候，也非常擅长培养年轻人。当时有些咨询运动是学部的年轻人自动提出的。他们有新的主意就会跟涂先生讲。孟辉回忆：“我印象很深，他双手穿插拖着腮，会一直听我们说，最后点拍板：‘我看可以吧，我们再磋商。’意思就是还要听副主任们的意见，群体决定。这是民主、放松、负义务。感觉给涂先生做顾问助手，很高兴，提高很快。”
“涂先生培养人和现行的做法有很大差异。”作为涂先生早期的弟子，欧阳自远这样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他和涂先生第一次见面，探讨的是课题，涂先生一个基础起点就是尊重学生自己的喜好和兴致。“我当时想做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和铁矿的成因，涂先生告诉我，这个题目挺难做的。我说，本科的论文写的就是这个题目，还想继续做下去。他就批准了。”欧阳自远回忆，涂先生特别反对让地学专业的研究生听课，他强调自学，强调着手。
我国的海洋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没有得到应有的看重，但国际上对海洋尤其是深海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前端。国外科学家可以将海底的资源状态弄得非常清楚，我国因为没有前提和装备，对自己的情形都还不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涂先生襟怀博大，目光高远，提出了“上天、入地、下海”的研究方向。他倡导发展遥感、卫星等对地研究；提倡发展海洋深部问题研究，用新技巧、新手腕来开采矿床；强调深海问题必定要解决。这个发展前景提出后，涂先生亲自逐个听取这些领域的院士们的汇报，斟酌地学部应当如何入手进行咨询。
作为涂先生第一个博士后，周怀阳清楚地记得，涂先生亲自上过“雪龙号”，认真听取有关海洋方面研究的汇报。“是他指出了这个研究方向，但是每次我向他汇报工作，提出问题的时候，他都说：我不懂，不知道。”
该所研究员张玉泉还清晰记得，为了去西藏参加青藏高原讨论会，1979年，涂先生先后3次到北京检讨身材，但终极医生还是不容许他去西藏，这也成为涂先生毕生的遗憾。
“他是一个指挥家。”孟辉告知《迷信时报》记者，“1993年2月，咱们着手中国海平面回升对沿海地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跟对策研究，这个标题不简略，在地学部的咨询工作中，它是阵线最长、人数最多、产出也最丰盛的征询研讨工作之一。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黄河三角洲，从南方走到北方。周破三、黄并为、吴传君等十多少个院士都加入了。涂先生把我们这支步队送到广州，临行前吩咐我说：你要做好幼儿园园长哦!他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些老先生照料好。”
“没有涂先生，就没有矿物学研究的今天，也没有我自己今天能获得的成就。”谈起涂先生，中科院院士谢先德满怀感谢之情。
1962年，在涂先生竭力倡导下，地化所成立了高温高压实验室,北京大学酒店班，因为涂先生以为对地学研究来说，只靠野外察看还不够，应该多作实验。涂先生曾对赵斌说，“实验地球化学如果得不到发展，就会给地质矿产等研究拖后腿。”小小的实验室，有四五个人先后被涂先生送到美国学习，水平很快上了一个台阶。
1956年，涂先生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宽大青年的关注，一时间涂先天生为又红又专的偶像。就在这一年，付萍秋有幸调配到地质所工作，在第一次听涂先生的呈文时，她是怀着崇敬的心境去的，至今她印象深入，报告很短，但深刻浅出，信息量非常大，听报告的人异口同声地称颂。
8月19日，涂先生的宗子写下了一篇题为《子女对慈父的怀恋》的文章，文中写道：“我是父亲的长子，他给我取名勘，勘察的勘。这是父亲挚爱并毕生从事的事业，我也遵循他的脚印。”
“父亲走了，他走得很安详，没有留下一句遗嘱。今年四月得悉他病重，我赶到病房时，他见到我，说了一句‘你来了’，竟成了他性命的最后一句话……敬爱的父亲，您释怀地去吧。我来了! 我们都来了!您的事业后继有人!你的英名将永久长存!”
裘愉卓也回忆说，涂先生非常善于用辩证法研究地学实际问题。例如，铌和钽常常在一起，铅和锌常常在一起，伴生元素矿床的成因有什么共同点和差别？这是涂先生暮年考虑的问题之一，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学术讲演的主题。他把哲学思想融入科研中，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地学的哲学理念》，在《做作辩证法》杂志上发表过。他用哲学的思想来找矿，本质意思很大，例如铀矿的开发法和探查，为我国铀资源以及原枪弹的胜利研制供给了科技保障。
1979年到1988年，广州地化所陈毓蔚在涂先生的领导下做负责地化所行政治理的副所长。“这段时间对我的成长、成熟长短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学化学出生的科研职员，陈毓蔚坦言，固然没有在涂先生直接领导下进行过科研工作，但却非常钦佩他的学识。当时的地化所环绕涂先生，无形之中构成了几个研究系统，最终衍生出12个分支研究室。
早在1989年3月，谢先德就发邮件推荐涂光炽为第15届国际矿物学协会(IMA)主席候选人，但是，他没有想到，涂先生同年给当时的主席和秘书长同时发出了邮件，推荐谢先德做下届主席候选人。当年8月25日，主席和秘书长都给涂先生回信，赞成了他的推荐，使得谢先德成为当时国内独一的国际学术组织负责人。
1981年，涂光炽院士被选为新一届中科院地学部主任。孟辉(院士工作局原副局长)就在那个时候调到地学部办公室工作，从此和涂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直到1996年涂先生从主任的地位上卸任之后，依然在院士工作局工作的孟辉还和涂先生一直坚持联系。“他的思维、影响、教训都仍是我们须要听取的，每逢碰到大的事件，我们还会很及时地向他通报。新主任对老主任非常尊敬，所以我们的接洽素来没有中止过。时光久了，感到他就像自己家里的白叟一样。”回忆起涂光炽，孟辉觉得特殊亲热。
涂先生早就是成熟的战略家了，但他更鼓励年轻人提出自己的见解，即便自己已经有了很好的设法，也不立即单独拿主张，仍然耐烦领导年轻人寻找最好的解决方式，并给予很大的鼓励。“在这一点上，我自己的体会很深。”孟辉说。
“我时常在想，有什么词汇可以高度概括他。他看上去安静如水，但实际上豪情满怀。借助地学的语言，就是‘表面像是层峦叠嶂，但深部是热液翻滚’，如同岩浆涌动，无时无刻不是向上的，活跃的。”孟辉说，“涂先生话很少，从来听不到他说出激情满怀、壮志凌云的话语，也回忆不起来他曾大方激动过，我的印象里是没有发表过长篇大论的观点、看法。但是他的内涵非常丰硕，智慧过人。”
涂先生给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李锡林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艰难朴实。1957年，涂先生因为在自家煤气中毒，身体不适，所领导派李锡林到涂先生家里陪他。这时候，李锡林才发现，本来涂先生的家里如斯简单，只有两把藤椅，一张床，一张桌子，再没有其他家具，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大科学家。
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民主作风是涂先生在地化所踊跃提倡的。地化所之所以可能发展强大，与涂先生这种做法是分不开的。杨蔚华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其余单位的人也来参加。“那次会上，涂先生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上台发言，和他争辩。这让其他单位的人感到非常吃惊：‘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敢和涂先生辩论？’我就说，这没有什么，在地化所一直都是这样。”
7月的最后一天，在为中国地学事业斗争了50多年之后，88岁的涂光炽那颗坚强的心脏结束了跳动。他，被称为“地学泰斗”、“一代宗师”，发明性地提出了金矿、铀矿等找矿理论基本，树立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理论，组织讨论和总结华南花岗岩，提出发展寻找超大型矿床的基础研究，关注疏散元素成矿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涂光炽还在思考着地球化学的详细问题。
1971年，陈鸿德和李永生向当时的所长涂先生作工作汇报，提出建立环境化学实验室的构想。去的时候，两个人都很担心涂先生会不愉快。“但出其不意的是，涂先生非常支持我们发展环地步球化学这一新的分支，后来这个实验室成为地化所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而涂先生自己所在的矿床地球化学实验室，多年后才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民主的领导
“这样的考察，倾向经济地舆学的角度，不是涂先生的本行，所以原则上他个别不等闲发表意见，但他一定会推举该专业的院士介入这个事情。而在研究整个战略布局上，他是要把关的，在全局的掌握上和路线的设置上，他都会当真凝听。”在孟辉的眼中，涂先生无疑存在战略指挥家的思维。
丁抗说：“我要用我全体的心声告诉人们：涂光炽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留下的足迹和他全部的治学生活，体现了学者的高尚。在一个缺少学者的时期，一个学者悄悄地走了。他用他倔强的人生给学生留下了一道困难的答案。”
几年前，孙静溪患了癌症，医生说癌细胞已经全腹普遍转移，“判了逝世刑”。这个时候，涂先生到北京的医院探访孙静溪，并且给她题字：“共勉。”意思是鼓励孙静溪要刚强，要和他一起面对病痛的折磨。在这样的情况下，孙静溪终于克服了病魔。
“涂先生思惟无比超前，翻新意识很强。他对当初做什么，下一步做什么都十分明白。”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王秀璋回想说。国外一个前沿思维刚有苗头，涂先生就“抓”过来做，地学研究一个阶段还不完整停止，涂先生就已经走在前面，开端下一个阶段的研究了。在矿床地球化学方面，涂先生一旦看到学术文章有了新发明，都会始终跟踪下去。
谨严治学的老师
付萍秋是云南大理人，涂先生因为在大理待过很长时间，学会了大理话，就常常用大理话和付萍秋攀谈。有一次要去云南工作，他就说：“我要上你们大理，你有什么事(要办)？”付萍秋说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事情这样从前了，付萍秋也没有多想。几年后，涂先生又要去大理，再次说：“上次我去看你的老母亲，没有看成，我这次还要去大理，你还有什么事要办吗？”付萍秋说，家里只剩下一个哥哥了。直到涂先生出差回来，付萍秋仍旧没有在意。几个月后，她收到哥哥的来信，这才晓得，涂先生路过当地，通过接待所帮忙找到她哥哥工作的单位，这才找到她哥哥。哥哥的来信中说：“你们的教学太平易近人了。”但是这些，涂先生都没有和付萍秋说过。
有一次，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刘义茂追随涂先生出野外考察。当时，涂先生年纪已高，不留心摔倒在一个土坑里，树枝刺进了他的鼻子。他起来后，自己摸了一下，觉得没什么事，就继承工作。第二天，鼻子就肿得很厉害了，可是他还没有留神自己身体上的变化，二心扑在工作上。第三天，刘义茂等人保持把他送到邻近的医院，做了透视，发现鼻子里面有异物。手术后掏出一段一寸多长的树枝。
研究员张可贵说：“有一件事，我觉得不是谁都能做到的。那就是，涂先生这一生，从来没有在人前人后评论其他人。”通常搞学术研究的，都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涂先生对其别人的学术观点从来不妄加评论，不会说谁的观点是过错的。甚至对研究生，他也非常重视学生们自己的想法。
今天，尽管他已经离我们而去，可对他的悼念还在持续。
“作为一个地学界的科学家，一生没有分开过山山水水，一直地在野外考察。”说到这里，张名贵的声音哽咽了。到贵州汞矿考察，涂先生只有身上穿的一条外裤，一天早起，发现裤线开了，就自己用针线补。涂先生的司机个子高大，涂先生自己神色平易，穿着俭朴，经常有人认为司机是涂先生，走过去握手。
常言道：同行是冤家。但是，海内本地学界都很尊重涂先生。不管原冶金部、地质矿产部，还是大学、研究所、生产部门等都和涂先生处得非常好，涂先生也乐意和各行业的人协调相处。
“作为地学部的三届主任，他考虑问题总是从全国地学事业发展的高度动身，谁有能力，谁更合适做某项工作，就让谁去做。他对中国地学的规划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裘愉卓告诉记者。
1957年，中苏配合考察乌苏里江，涂先生决议让王秀璋做中方队长。王秀璋心里打鼓，担忧不能胜任此职。涂先生给他唱工作，说：“你看谁能做嘛？”可是当时参加考核的都是年事差未几的年青人。“我很激动，由于不压担子成不了材。”最后，王秀璋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学术和组织才能都敏捷进步了。
就在那时，涂先生在所里狠抓英语学习。地化所原副所长赵振华还清楚记得，有一次，地化所的研究人员要去日本开会，写了英文的摘要预备投过去。涂先生让赵振华把摘要拿来，他看了之后，直接把摘要递给赵振华，说：“你看行吗？”原来是这些摘要的英语程度太差。于是，涂先生找来负责此事的副所长，说：“今后但凡参加国际会议的摘要，都要给我过目。”从此以后，涂先生在所里严厉履行了英语书面语和笔试的测验轨制，并且亲自当考官。这种威慑力，使切当时所里的年轻人都奋力学习英语。
地化所研究员杨科佑回忆，“文革”结束后，涂先生带着队伍到海南研究富铁矿。此前海南已经有了一个超大型矿床——石碌铁矿，当时提出要“在海南再找一个石碌铁矿，在石碌铁矿再找一个北一矿体”。但是依据实地考察，杨科佑察觉，这个目的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和涂先生说：“门徒我就不去参加总结会了。”涂先生默认了，也默认了杨科佑的观点。后来的事实证实，杨科佑的观点是正确的。
20世纪80年代初，涂先生组织对华南花岗岩进行研究和总结。当时寰球地学界都风行板块地质结构学说，许多地质问题都借用这一学说来说明。杨科佑研究的是地质构造，涂先生就问他：“老杨，在花岗岩成因的研究中是否能用板块构造学说来解释？”杨科佑查看了一些材料，告诉涂先生，假如用板块构造学说来解释华南花岗岩，会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涂先生听了之后说：“那就依照你们说的来做。”因而，华南花岗岩的总结工作就没有用板块构造学说。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观点也是准确的。
孟辉感到，她自己从一个不太懂人之常情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涂先生的生涯风格对她个人的陶冶非常大。“他什么事情都很撒手，先让你自己思考，提出计划，他只是讲好原则，遵守这个准则，如何详细实行，那请求我们想好当前和他探讨，他听后给出修正意见。”
1975年，全国富铁矿会战。当时我国已经探明的铁矿储量已相称可观，但美中不足是含铁量在50%以上的富铁矿极少。而贫铁矿在冶炼之前必需经由选矿，加大了本钱。富铁矿会战一开始，就根据若干国外大铁矿的特点，把重点瞄准在风化淋滤芯富铁矿上。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陈先沛还记得，此前的几年时间里，涂先生已经实地考察过国内的若干铁矿床。在南开大学的一次讨论中，他根据中国地质特色强调，在中国不宜将这一类型的区域当做勘探重点，因为该区域不具备造成此类矿床的根本条件。当时坐在陈先沛旁边一位冶金部的与会者听到这话，神色一变，嘀咕道，领导说要做的事，这个人怎么敢提出不同的意见？欧阳自远、李加田、陈先沛等等，凡参加过那次富铁矿会战的人都向记者强调，在当时的环境下，说出这些意见是需要勇气的，是要冒危险的。
1956年，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王秀璋被分配到中科院地质所工作。解放后，涂先生在所里成立了培养干部小组。他要求大家学俄语，每人天天要花至少一个小时学习俄语。每周都要在所里举办学术活动，让大家来作学术报告，总结最近的读书体会，先容自己的课题进展等等。
李加田说，涂先生学哲学，但并不是单纯学实践，而是重视运用，非常强调在地学中利用哲学思想。涂光炽亲身组织了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至今这个组织还活泼在原核产业部的铀矿研究所之下。因为涂先生对哲学的器重，地化所每年招收的研究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以及天然辩证法。
“对不同观点，涂先生向来不会急于下论断。”刘义茂说。“文革”时，地化所的年轻人就把涂先生这种工作方法编成一个顺口溜：“不必重锤敲，要下毛毛雨。”这一点，刘义茂深有领会。1972年，全国罕见元素会议在地化所召开，除了科研部分，出产部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双方的看法不一致。涂先生就表态说：“学术性的货色不是一时就能作出结论的，要靠实际来测验。”1973年，地化所在涂先生率领下开始总结华南花岗岩，刘义茂参加了这项工作，他有不同观点就提出来，涂先生从不随便下结论。
他这样培养人才
“涂先生在地化事业对外开放上功不可没。”说起涂先生，曹荣龙这样评估：“1982年，地化所最早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正立协定，每年交换造就学生，国际协作的局势一下就翻开了。”广州地化所曹荣龙也是交流培育打算中的一员，他认为，通过出国学习，大家的思想面孔一新，眼界大开，整个试验室有了天翻地覆的变更。
地化所原副所长孙静溪告诉记者，1991年，涂先生当了地学部主任后，仍旧非常关怀地化所的发展。她手里拿着一封涂先生写给当时的所长欧阳自远、书记李加田等人的信，这封信是在收拾涂先生图传的进程中发现的。从信中能够看出，涂先生对当时地化所的发展忧心忡忡，他还谈到了一些细节问题，吩咐当时的所领导要放松落实和解决。
3月26日，涂先生住进医院。“当时没有想到问题会有这么重大。”涂先生住院期间，胡瑞忠还拿着“973”项目标申请书去求教涂先生，涂先生提出了主要意见。临走时，胡瑞忠说：“涂先生，我们这次申请‘973’名目，您还要多勉励我们。”涂先生回答说：“现在不是我鼓励你，而是你激励我的时候了。”没想到，这句话成为胡瑞忠和涂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恭恭顺敬地做了涂先生半个世纪的学生。”付萍秋说，涂先生对晚辈从来都很尊重。1986年，地化所20周年大庆，组织了很多学术报告。当时地质化学上提出准晶态的概念，大家都不太了解。付萍秋的学术报告就是要介绍这个概念。“我没有想到，涂先生也会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他专门问了我，并且在我作报告的时候亲自到现场听，从头到尾都非常认真。”
丁抗说：“我要用我全部的心声告诉人们：涂光炽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留下的足迹和他全部的治学生涯，体现了学者的崇高。在一个缺乏学者的时代，一个学者悄悄地走了。他用他顽强的人生给学生留下了一道难题的答案。”
编纂：碧荷
“我先来谈吧。”
“涂先生严谨治学的立场值得子弟学习。他认为科学是寻求真谛的过程，他对自己的学生都是这么教诲的。”作为涂先生的学生，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胡瑞忠这样评价他。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裘愉卓回忆说，涂先生非常注重实践。2001年，已经81岁的涂光炽提出要亲自考察云南的3个矿床，即会泽铅锌矿、个旧锡矿、金鼎铅锌矿。2004年，他又到四川攀枝花铁矿和拉拉铜矿考察，每天早上7点多在路边吃点油条豆浆就出发。有一天汽车跑了70多公里的山路，他都没有说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在野外时，涂先生带领着大家考察、记载，采集岩石标本。到了晚上，学生们整顿标本，他就重复看记载本，将白天看到的东西都记在头脑里，随后任何时候加以表述，条感性都非常好。
党和国度领导人分辨发来唁电并赠予了花圈。8月6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500多位曾与涂光炽独特学习、战役和工作过的老友、共事和学生向他作了最后的离别。
除了积极培养年轻人，涂先生还积极引荐人才。1990年，涂光炽积极支持争取第15届国际矿物学大会在中国召开，申请成功后，又积极支持中国的矿物学家在国际舞台上争夺发言权，并主动推荐年轻人到国际组织任职。
“80多岁还在野外考察，切实很艰苦。”中科院地化所原党委副书记李加田说，“有一年春节前夕，涂先生带着几个人考察了贵州省的一个汞矿和铁矿。寒冬尾月，铁矿区积水很深，但涂先生还是穿靴子下水，坚持实地考察。因为重实践，什么样的地质现场，涂先生都争取去看一看。”
后来，付萍秋做了涂先生的近邻，她住在4楼，涂先生住在3楼，涂先生有时就和付萍秋开玩笑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们会晤或者打电话，付萍秋问：“涂先生，你还好吗？”涂光炽老是答复：“我还活着。”有一次，付萍秋和老伴都在家生病，涂先生据说了就上去看他们。“他对良多人都是这样关心。在北京的时候，只有有意识的老同道住院了，他都去病院看望。”付萍秋强调。
“他的学识非常广博。只管他是搞矿床地球化学的，对地球物理、大陆学等却也都异常懂得，然而他不会容易在本人本行之外的范畴发言。作为引导，他能容人，会用人，能做到人尽其用，施展所用的人的所有优点。”裘愉卓说。
3月24日，胡瑞忠到涂先生北京的家里去讨论工作，筹备申请一个“973”项目。但胡瑞忠没有想到，这却是他最后一次和涂先成长时间探讨工作。
广州地化所解广轰告诉记者：“涂先生告诉我要抓重要抵触，抓代表性，这让我在工作中感到受用不尽。”同样，没有涂先生支撑，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另一位研究员胡霭琴就没有机遇出国深造。她含着泪说：“涂先生为全部地球化学事业和矿床事业鞠躬尽瘁。”
平易近人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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