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是去年7月份因心脏病住进北京病院的。一个多月后，我因为脑血栓也住进了北京医院。因为我举动不便利，他便屡次来病房探访我，聊些彼此都关怀的问题。后来他出院了，但不久又患肺炎住了进来，宿病添新疾。今年以来，龚育之的病情时缓时重，据说几回报病危。他的夫人孙小礼一直守护在身边，由于晓得我关心着老龚的病，也时常抽空来病房看望我。从她那里我知道，龚育之与病魔格斗得很坚强，始终坚持着健康的情感，每当感到好一些的时候，就口授文章，让小礼记下来。能够说他始终在保持工作，直到性命的终结。
虽然这些日子对老龚离开这世界，我已有必定的思想预备，但当这一无邪的到来时，我仍无奈接收这个事实，他究竟只有78岁，不该这样早就分开我们。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件、想搞的研究、想写的文章不来得及完成。
最初认识老龚是在1950年，那时我在中宣部负责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到清华大学开座谈会，了解大学生学理论的情形。他那时担任理学院支部的宣传委员，彼此就认识了。1952年，他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我们又成了同事。屈指算来，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尽管我比龚育之年长许多，但二人之间却有许多类似之处。比方我们先后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我是物理系，他是化学系；我们都是在清华参加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们都在中宣部科学处，从事党的科技政策研究和科技治理方面的工作。
在中宣部，我们还共同做过一项工作，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1956年我们一起参加制定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计划草案的工作。依照这个规划，在中科院哲学所组建了自然辩证法组，我兼组长，他先后兼任学术秘书、副组长，参加这个组的还有陈步、许良英、赵中破、何成钧、林万和等；当年我们还一起开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老龚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结集出版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影响很大。60年代，《自然辩证法研究通信》登了日本坂田昌一教授《基础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兴致。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找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谈到坂田的文章。老龚参加了那次谈话，还做了具体记载，传播很广。8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他的住所，又把周培源和我找去，专门谈坂田文章，谈哲学识题。60年代开始，我们还一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
“文革”中，“最高唆使”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部长陆定一是“大阎王”，副部长周扬等是“二阎王”、“三阎王”……我是处长，成了“大判官”；龚育之只是干事，也成了“小判官”，因为他参与过“仲春提纲”的事情。开批斗我的大会，老龚成了“陪斗”。被打倒当前，我们都进了“牛棚”，关在北京市委党校。后来，又一起下放到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从“棚友”变成了“校友”。
1975年，我在邓小平引导的国务院政研室工作，龚育之被从教导部借调过来，咱们又一起共事。那年，胡耀邦、李昌等主持起草整顿科技工作的文件《迷信院工作汇报提纲》，我跟老龚先后加入了修正。未几，邓小平领导的整理受到挫折。“四人帮”掀起“批邓、回击右倾翻案风”活动，那个文件被责备为 “三株大毒草”之一。
“文革”停止后，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龚到毛著编委会办公室。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了，但我们都不谋而合地把精神更多地投入对我国改造开放理论和实际的研究。我们还多次一起介入一些文件的起草、修改或讨论。起草历史决策，他是主力之一，我参与过探讨和提看法。起草十二大呈文，我们还在玉泉山一起讨论过稿子。起草精神文化决定、十三大讲演，他仍是主力之一，我也参与过一点工作。
我们的研讨方向在很多方面也是共同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天然辩证法、党史等等，因而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独特创立的做作辩证法研究会，我和他先后担任过会长。80年代以来，他固然担负了沉重的编辑党的文献和起草中心文件的义务，然而依然关注和热情天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
多年的交往，使我和龚育之之间树立了很深的友谊。每年中宣部原科学处的共事们聚首，他都热心参加。在友人们为我举行的学术运动研究会上，他不仅亲临会场，而且十分当真地筹备发言。近年来，我开端写些党史方面的回想著作，实现后都要给龚育之看，他也总会作出些评论。他说：“假如说《文革中的我》还应该算是一本波及党史的个人自述，那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低级阶段论’》就是一部党史方面的史论专著，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就是带有个人回忆颜色的党史方面的史实专著了。”龚育之以为，在党史研究方面，能发表一些联合个人阅历的著述是无比有意思的。他是党史方面的专家，可以得到他的确定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2001年，龚育之送给我“不背初衷，与时俱进”八个字。按照他的说明，就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论经历了多少庞杂和波折，都不背离最初的幻想、追乞降信心；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是一个盲目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抱残守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应是在历史的实践中一直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开辟将来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感到这既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体现了他自己的精神境界与寻求。
在我的心目中，龚育之是一个好学勤思、常识广博的人，他不仅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功底，在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很深刻的研究，写过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他还是一个思维迅速、治学谨严、才干横溢的人，是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曾参与起草和修改了一系列中央主要文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为党的许多重大理论翻新和政策制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又是一个不知疲惫、无私贡献，一贯做事认真周密的人，也正因为如斯，他撰写和发表了大批的文章和著作，承当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也为这个国度和党，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血汗。
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太累了，太须要休息了，所以才走得这么早。现在他安眠了，却留给我们——他的老朋友们无尽的怀念。在前年我90岁诞辰的一个集会上，龚育之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概括了我在从前70年间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后来，这篇文章以《我意识的于光远》为题发表在2005年第10 期的《炎黄年龄》杂志上。在文章的末尾，龚育之以四句话表白了对我的祝贺：“人生九十古今稀，学贯两科今更奇，不背初衷深信念，与时俱进奔期颐。”还说 “人生百岁，叫做期颐。我们愿望：十年之后，再来共同庆祝于光远同道百年大寿”。
老龚这么写，意思是祝愿我活得更长一点。口血未干，余音绕梁，没想到他反而比我走得更早。想起这些来，我心里就很是难过和悲哀。
《财经》杂志盼望我可能写一篇怀念龚育之的文章。我想，只管老龚的重要研究范畴并不在经济理论和财经问题方面，但他对我国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奉献、他站在时期的高度发明性地研究理论和历史的科学精力，确实应当让更多的人懂得和学习。我在病中，不能详尽回想我们的来往和友情，写下这样一些简短的文字，兴许是寄托对他的哀思的一种最好的方法。
2007年6月18日
龚育之小传
龚育之，1929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寄籍长沙；1948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北京大学财务管理。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核心兼职教学、科学技巧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声誉理事长、中国软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中央主任。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扬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被誉为“走入中南海的军师人物”。
龚育之是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和相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53年开始发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文章；1956 年帮助于光远主持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的《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知识题）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1955年断定“节制论”一词的汉译名称；1957年合译掌握论开创人维纳的代表作《把持论》；1961年出版新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第一部论文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研究室前身）成立后，龚育之成为兼职研究职员，1962年起兼任副组长。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找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龚育之与吴江等人一起参加了谈话。
1984年，龚育之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的第二批自然辩证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兼职传授，在北大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1991年起，在北京大学招收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97年起，在中央党校招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
龚育之主要从事中国近古代科学思惟、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毛泽东思维、邓小平理论和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政策的研究；曾参与《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参与中共“十一大”至“十五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他在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主要著作有：《对于自然科学发展法则的多少个问题》（1961年初版、1978年增订版）、《科学哲学社会》（1987年）、《自然辩证法在中国》1996年）、《龚育之文存》（三卷，2000年）、《科学的力气》（2001年，合著）。
编纂：碧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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