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碧荷
1937年9月—1938年9月，因为父亲与胡适、张忠绂受公民政府委派，远赴美国和西欧宣扬抗日战争，母亲只好在学校和友人的辅助下，于1938年只身拖着年幼的我和弟弟，从北京辗转经汉口、广州、香港、海防、河内到达昆明。此时，北大、清华和南开已由北方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是年底，父亲也回国来到昆明，执教于西南联大。
父亲钱端升生前曾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政治学系。在西南联大的8年当中，他目击处于十分艰难的生涯和学习前提下的西南联大师生，那种矢志求学、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以及抗衡战必胜的信心，对国度和民族前程的义务感,北大总裁研修，他为此振奋不已。因此，他一面努力教书育人，一面又编写专著，同时还办刊物、写文章，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战后世界之重建。解放后，每逢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共事和同学说起联大时，他往往会津津有味地讲一番那时候联大的精神。听到父亲的讲述，经常也会引诱起我对昆明和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很多回想。
父亲的特长是研究“比较宪法”、“近代各国政治轨制”、“中国的政府”等。在联大时代，他除了讲解以上诸门课程外，间或也讲授《国际公法》、《战后世界之改造》等课程或专题。此外，他在系里还引导过一个行政研究室，这一研究室是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下来的。战前，他在中央大学教书时，曾经组织研究室同仁配合写成《民国政制史》两卷。研究室的义务主要是组织青年老师和研究生学习、研讨某些专门课题。父亲在联大时，或者也是借重研究室的力气，才促使他实现了一部主要著述——《战后代界之改造》。这本书从阐述战斗的来源、性质和近代战役造成的重大成果动身，侧重研究了战后的经济丧失和债权处置、国际组织的建设、国际法制的伸张、国际劳工组织与劳工立法、富国如何支援穷国、移民问题的公平处理、国际道德尺度的树立等诸多方面，勾勒了一幅二次世界大战后改革世界之蓝图。这本书实际上反应了当时父亲比拟求实的一种近代世界大同的观点。1938年—1942年，父亲还与联大政治学系王戆愚先生独特主编过刊物《本日评论》，发表了不少有关抗日和主意各国联合抗击法西斯专制者的文章。
早在西南联大初创之际，父亲就非常器重联大的存在和价值。他不仅事必躬亲投入学校的教养和建设，而且还尽力动员支属到联大就读。我的姑姑——他独一的亲妹妹钱允仪，本来在燕京大学念书，他坚定地要姑姑转学到联大，后来姑姑果然就读于联巨匠范学院教导系；我的小叔——他的堂弟钱端蒙，也在他发动下，从失守区上海出来，于1941年投考了联大经济系；我的姨妈——母亲的堂妹陈逸华中学毕业后，父亲也激励和支持她从福州报考了联大；此外，还有我的舅舅——母亲的小弟弟——当时正在上海读书，父亲、母亲也写信邀他到昆明看一看，并正言相告，热血青年不要留在沪上做(日寇)顺民。为什么父亲如斯偏爱西南联大?我想其理由兴许就是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留念碑》碑文中所表白的“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力，转移社会一时之风尚，内树学术自在之榜样，外来‘民主碉堡’之名称，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在西南联大后期，父亲积极加入了当时的反内战、争民主活动。家喻户晓的“一二．一”运动的起因，就是由于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出动军警、特务开枪恐吓四校学生自治会于11月25日在联大草坪举办时势晚会，事后《中心日报》还反诬“白泥坡发生匪警……”因而同窗们满腔怒火地纷纭走上街头造谣，而当局又出动军警、间谍殴打学生……最后终于酿成了“一二·一”惨案。据父亲说，那天晚会学生邀请了四位教授报告，草坪上及四周都是满满的人，他是第一个报告者，重要讲反对打内战，呐喊当局尽速成立结合政府等内容。刚开讲未几，会场上电灯忽然燃烧，接着就听到学校围墙外机关枪声音起，并有飞弹从头上擦过，这时他反而镇定自如，大声地持续往下讲……紧接着后面的三位教学也是毫无害怕地大方陈辞，直到晚会停止。过了多少天，便产生了“一二·一”惨案，父亲更是踊跃支撑“教授会”的罢课决定，支持学生罢课的正义举动。我还记得，有一位与父、母亲熟悉的学生，在“一二·一”当天，头部被反动分子打伤后跑到我家来，母亲立即为他包扎止血，让他好好休息。除“一二·一”运动外，父亲那时更多的运动，大抵与张奚若、闻一多、吴晗、费孝通、楚图南等传授一样，时常缺席各式的演讲会跟时事座谈会，发表反对内战、反对一党专政、请求实行宪政、催促成破联合政府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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