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大概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杨振声倡议，彼此熟悉的朋友每礼拜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我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划定的时间，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集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这样的聚会不知举行过多少次，有人从重庆来，向父亲说：“在重庆据说你们这里文采风骚，颇有一时之盛啊!”这样的气氛无疑催生了父亲的创作，例如《伍子胥》。20年代末，父亲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逝世》时，就发生了用这种文体来写伍子胥故事的主意，假想写成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散文诗，但是始终没有着手。这时，卞之琳把本人翻译的《旗手》手稿拿给他看，使他又想起伍子胥，一时髦会，就写出了这篇小说。但时过境迁，作者的心境已非昔日了，他意象中的伍子胥已经没有浪漫的颜色，而成为一个在事实中实在地被磨难着的人，小说反应出一些现代中国人的苦楚。他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桂林的陈占元。父亲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等都是明日社出版的，这明日社实际上就是陈占元自己，约稿、编辑、找处所印刷、校订、发行都是他一个人，同时他还在作研讨和翻译工作。他还和李广田、卞之琳、我父亲编辑出版了一个文艺刊物《明日文艺》，《伍子胥》的一些章节就首先发表在上面；惋惜由于桂林遭日军轰炸，分散人口，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当时在昆明，不仅是在联大，会集了一批有识之士，其中不乏父亲的密切朋友，如当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陈逵、中法大学教授夏康农和同济大学毕业的翟破林，他们常常和他念叨政治局势和社会景象，因为陈逵的先容，我的父母第一次读到《新华日报》。他们对父亲在思惟上、政治上有过不少赞助。
1939年暑假后，父亲初到西南联大，人地陌生，只知当真上课，改功课精打细算，过了一段时光，朋友就多了起来。首先，中文系传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学长，他入北大读书时,北大总裁研修，他们都已经毕业，然而，他们都很关怀他，给了他良多辅助和激励。后来，李广田、卞之琳也都来到联大教书。他们也都是北大学生，不外，他们入学时，父亲已经毕业。他们三人都学本国文学，都是诗人，当时都是三十多岁；李、卞常到家里来，给我的印象很深。卞之琳不同凡响，父亲的友人都穿长衫，只有他总是穿一身咖啡色的西服，还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我感到他特殊精力，用当初的话说可能就是“酷”了。经常是来了就坐在桌前，用父亲从德国提回来的打字机打字，本来那时他跟闻一多正在帮助英籍教学白英编辑《古代中国诗选》。他从来不搭理我，我也素来没有想到去跟他谈话。李广田则不然，他衣着长衫，微黑的脸上老是挂着诚朴的笑颜，他的女儿李岫和我差未几大，所以他见到我时总要和我聊两句。我曾经养过一只兔子，记不得是哪位联大同窗送给我的，李岫对此很感兴致，说不定还有点爱慕，有一次，李伯伯高愉快兴地来了，对我说：“你看李岫多有意思，她问我‘冯姐姐养了兔子为什么不做件兔皮大衣呀?’”欣悦之情，溢于言表。有时候，他还把李岫带来，咱们两个“独女”(那时我还不妹妹)有了玩伴，就到院子里“疯”去了；大人们则在屋里谈话，彼此传阅个人的创作，相互启示。
编纂：碧荷
这个时代父亲写得最多的是杂文，发表在《生活导报》、《年龄导报》、《自在论坛》、《独立周报》等各种小型刊物上，内容与作风跟他以前的散文都有所不同了。在这些杂文里他提倡工作认真，反对社会上对于事物不闻不问的“差不多”立场；他提倡说瞎话，反对大言不惭的废话；他倡导中国人要正视自己的弱点，反对用“外国也有”以自慰。他认为人际之间是一直的“问与答”，有问与答，才有生活意思；生涯到某一阶段时要有严正的决断，犹豫不断是最大的疼痛；继续精良传统必需消除复旧主义；事事要有个界限，而界线跟着时期的不同都在变更着；等等。其中有些文章到现在读起来还很有现实意义，可惜当时没有收集起来，很多都失散了。（供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匆匆地，父亲意识了一些同学，有听过他课的，有没听过的。他在1940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应冬青文艺社鲁迅逝世四处年留念会讲演，接洽人为袁方，杜运燮。”这是他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端。后来又有“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江瑞熙请之琳、广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饭”等记录。冬青社原属联大早期宣扬提高思维最活泼的群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群社结束活动，很多骨干转移到乡下，但冬青社在文艺范畴内依然保持工作，团结了大量联大同学中的文学喜好者。从此父亲常常参加学生的文艺运动，每逢“五四”和鲁迅逝世纪念日的聚首他都去加入，1944年5月4日，他和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沈从文等人应邀参加纪念“五四”文艺晚会，受到间谍损坏而中止，8日持续举办，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文艺中诗歌的前程》的报告，这件事在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曾提到。向父亲约稿更多的是林元。林元也是群社成员，皖南事变后，到乡下避了一段时间，回来筹备文艺刊物《文聚》并出版“文聚丛书”；这个刊物迈出了联大校门，走向社会。林元是组稿的能手，常来我家和父亲谈他的出版打算，父亲在他的刊物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和翻译，后来林元在回想文章里写道：“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冯至。”他们成为朋友，父亲始终给他编的刊物写稿，直至林元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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