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当局勒令停刊并欲开革他们

1938年武汉告急，常设大学迁往昆明。陈岱孙和朱自清、冯友兰、沈有鼎、郑昕、钱穆等教授一起，乘包雇的长途汽车，经桂林、南宁入越南，到同登坐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途中，陈岱孙受筹委会委托，向广西省当局说明临大何以不能迁到广西的起因，并向他们表现谢意。

抗战成功后，陈岱孙教授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意，反对公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同情宽大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1945年8月蒋介石电邀毛主席赴重庆会谈。10月1日陈岱孙和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闻一多、汤用彤、钱端升等教授，联名发表《国立西南结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盼望国共谈判获得胜利，请求立刻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电文中提出，事不宜迟是：1.务须迅予改正一人独揽之风。2.用人应重能，昏庸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3.反对军人干政。4.表彰叛国奸逆。

在西南联大，陈岱孙教授讲解的课程有：“经济学概论”、“财政学”、“经济学说史”等。他的讲课，内容精炼、讲授明白，深受同学们的欢送。他把教导青年看成是人生一大乐事。他非常爱惜同窗。1942年联大经济学系刘景丰、刘彦林、陈良璧等同学办了一个壁报《瞻望》，发表反专制、争民主、争自在的文章，反动当局勒令停刊并欲开革他们。幸得陈先生打抱不平，加以维护，使他们免遭开除。

1938年4月临大改名西南联大。在昆明因校舍不够调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只好临时设在滇南的蒙自。陈先生担负经济学系教学和系主任，并兼任联大蒙自分校校务委员及教务分处主任。陈先生又奉派招集图书及理工装备两个设计委员会跟各系主任，开联席会议，拟定联大下学期图书及仪器的设置打算。

陈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课之外，还在大后方的各大报刊上发表不少论文，对战时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等问题提出本人的观点和倡议。仅在昆明《今日评论》杂志上，他就撰写有《扶植咱们的经济力气》、《战时经济建设的多少个准则》、《法币汇价问题》、《抗战中的经济政策》、《法币汇价问题申论》、《政治经济化》、《通货膨胀性质的一斑》、《经济统制的礁石》等文章，还有一批为《本日评论》专栏撰写的《时评》短文。

在昆明，他和李继侗、朱自清、陈福田、金岳霖等教授，住在北门街前云南都督唐继尧所建祝寿戏楼的包厢中，它间隔联大新校舍只有数百米之遥,北大人力资源，他们步行到校上课。因为物价每天上涨，每到月底，膳团买菜的钱就少得可怜。他们应用戏楼四周旷废了的花圃，开荒种菜。他们推荐生物系教授李继侗作引导，生物系讲师沈同作为他的助理，其余传授加入锄地和收割。昆明四季如春，加上教授们的迷信种菜，菜园取得丰产，改良了膳团的伙食。

1937年抗战暴发，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应邀到庐山参加了探讨时局的会议，会后回到天津，铁路交通中止，直到平津地域全部失守，两地通车后才回到北平。由于无奈出城，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在北平城内开会，约定将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并派陈岱孙即时前往南京联系迁校事务。他按照会议决议于越日离京，行前不回清华园。他在清华大学的全部财物、科研材料和手稿全体丧失。陈岱孙达到南京后，才晓得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三位校长已经奉命在长沙成破暂时大学，并已前往长沙准备。陈岱孙赶到长沙，作为清华大学在长沙的接洽人。未几，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令，陈岱孙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长沙临大筹委会推定陈岱孙等为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由陈负责召集。后来，他又被筹委会推定为课程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系教授会主席(即系主任)、贷金委员会委员等。长沙校舍不够分配，经济学系与文学院、法商学院一起设在南岳。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清华经济学系刘大中教授全家赴美前劝陈先生也去美国，他加以拒绝，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各大学的教授们，他也加以谢绝，他保持留在清华，迎接清华园的解放和清华大学的新生。　(供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编纂：碧荷
 

在昆明，联大设计了一批楼房作为校舍，可是因为通货恶性膨胀，等到动工兴修时，经费只够盖简易的平房了。这就是后来的新校舍。陈岱孙随文学院、法商学院自蒙自迁到昆明新校舍。他除担任原职务外，还兼任商学系主任、清华法科研讨所所长、清华留美公费生考选委员会委员等。1938年10月，陈岱孙教授代表联大参加西南经济考察协作委员会，并作为召集人。11月又担任一年级学生课业领导委员会委员。联大与北平图书馆为了图书配合，组织合作委员会，陈先生代表联大为该会委员。那时，联大和北平藏书楼在联大西边的地坛设有中日战事史料征辑委员会，收集抗战史料。联大教授会每学年都选举陈岱孙为缺席联大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后来，他又被聘为联大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毕业生成就审查委员会委员等。

西南联大停止后，陈岱孙教授回到清华大学持续担任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47年国民党政府抛出了所谓经济改造方案时，陈岱孙同周炳琳、赵迺抟、陈振汉、周作仁、费孝通、杨西孟、樊弘、蒋硕杰、刘大中、秦瓒、王毓瑚、吴景超、应廉耕、徐毓枬、赵人亻隽等15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看法》，鞭挞国民党反动派反国民的经济政策，指出：“此方案对于从前种种过错，未尝虚心检查，”“此计划对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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