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斗成功后，北京大学北归复校，回到故都北平，重返红楼。北大为冯祖荀先生重新埋葬，校长胡适之先生为他题写墓碑。“文革”中，坟墓被毁，墓碑砸碎。樊畿师在1993年应邀回国讲学期间，为冯祖荀先生重修了宅兆，苏步青先生从新题写了墓碑。 苏先生是继冯先生之后，留学日本学习现代数学的另一位先驱先辈。
中国古代数学萌芽在秦汉时期，称之为“先秦数学”。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古代数学获得稳固发展。
开学一年后，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奏朝廷，恳求准许京师大学堂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奏折语言诚恳，表白出他对中国新型高等教育防患未然的远见：“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资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育教师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
辛亥革命前后，西方的科学技巧敏捷地发展起来，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在将西方科学首次完全地移植到中国来的同时，也必定地“舶来”一大批术语，这些先驱留学生们按照他们的懂得，把那些科学术语翻译成为中文，并且在他们的教养活动中和在他们开办的数学研究刊物上应用，越来越多的数学名词不断出现出来。译者不同，翻译不同，数学名词不统一，不标准，令人产生歧义。例如常用的概念“function”，便有“函数”、“函子”、“功效数”、“作用子”等等形形色色的翻译。早期呈现的术语或名词上的凌乱，势必影响日趋频繁的学术交流和传道解惑，妨害数学发展，术语的命名和统一就成了科学家们面临的主要课题。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令南迁，先至长沙，后赴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合成西南联大，在极度艰苦的前提下，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
冯祖荀先生，字汉叔，是中国现代数学研究与教育的先驱，在中国的数学发展史上占领特殊的一席之地。在他的终生中多次开历史之先河，破纪录发明“第一”：他是中国出国留学生中学习西方现代数学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的大学中第一个数学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创办人与系主任；还是中国第一份科技译刊的创办人……
不过，令人扼腕的是：中国的数学始终未受到看重，从未登上科举测验的大雅之堂。加之中国的数学过于着重适用，虽然把握“勾三股四弦五”，却不能提炼成为“勾股定理”；虽然早就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却不能回升到“极限”的概念。缺少概括形象的思维，既不能使中国的初等数学构成理论体制，更不能跨进高等数学的新天地。明、清年代中国数学就日渐衰败，裹足不前。与此同时，西方数学获得长足先进，造成理论系统，并开始传入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当了明朝的官，司地理历法；康熙皇帝请洋人进宫给他讲授欧几里得的《几何底本》。当然,这些还都是属于“初等数学”的范围。西方数学大步发展，逐渐迈入“高等数学”阶段。为了学习西方数学，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数学家和外国人一起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运用。
冯祖荀先生与樊畿师既是亲戚，也是师生。冯先生是樊畿师的姑父，他们都是杭州人，依照故乡的习惯，樊畿师称冯先生为“姑丈”。
继数学系建立之后，现代科学的各个门类都陆续建立了起来，北京大学欣欣向荣。别看冯先生彬彬有礼，走路踱着方步，但却是琴心剑胆，在这破旧立新的战场上是位大无畏的“急先锋”。
冯祖荀先生在蒋梦麟时代仍然执掌着数学系，从严复，胡仁源，蔡元培到蒋梦麟，冯先生可谓“四朝元老”，坚守数学系。这时的数学系已经成为北大名落孙山的几个大系之一。冯先生又延揽了著名数学家江泽涵、程毓准以及原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奥斯古德加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数学系名闻遐迩，已经成为全国数学研究与教育的龙头，是有志于数学的青年学子挑选的第一意愿。
风暴再次袭来，又令北大动荡不安四年。奉系军阀牟取北京政权后，粗鲁宣告撤消北大，学校遭受重大残害。继而，南京国民政府雪上加霜，先将北大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令人无所适从。1929年北京大学自行宣布复校，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这所百年学府，当年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平稳不定。
令人可惜的是，可敬可佩的傅种孙先生曾受到极不公平的看待。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期间，他响应号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心系中国数学和数学教育的发展，试图找出妨碍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关键，坦诚地提出了本人的看法，然而他却因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反右活动中，傅先生被过错地划成“极右分子”，削去一切行政及学术职务，指派到材料室做“服务性工作”，接收“改造”。未被“下放乡村，劳动改革”，已属“广大处置”。这还不是傅先生苦难的止境。1958年，他又被作为数学界的“白旗”“拔掉”，再次遭遇批判。傅先生这时被彻底打入了正册，成为社会的二等国民，人群中的异类。每天都在禁受共事们的疏离，学生们的冷眼，他在辱没之中度日如年。傅先生曾无奈地说：“不得捧书上讲台，但得不离母校，为国民服务，我仍是安心的……”长期遭受批评，使这位曾为中国数学的提高醉生梦死毕生的英才，身心俱疲，愁闷压制，1962年脑溢血复发，含冤而逝世。离世18年后，终于得到平反。傅种孙先生，一个贡献毕生的出色数学家，如斯悲惨的遭受，必定是冯祖荀先生始料不迭的。
中国数学会和数学名词审定的发起人
傅先生也是一位现代数学在中国的播种人，并为培养优秀的数学人才尽心竭力。他是最早把西方当时先进的“非欧几何”、“数学公理化”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翻译出版的《罗素算理哲学》、《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和希尔伯特的经典名著《几何基础》等等，对后代影响异常大。尤其难得的是，他不仅关注高等数学，还侧重研究初等数学的教材、教法,国学总裁班，是中国现代初等数学教育的奠基人，他引导制定的中学数学教学体系在全国连续使用了近40 年。
在北大之外，冯先生还兼任过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以及东北大学数学系主任，为中国这三所大学数学系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冯先生道德文章，深谷景行，称得上是我国现代数学的开山开山祖师。
冯祖荀先生1880年生于浙江杭县，即现在的杭州市。父亲是前清的秀才，乡下有几亩良田，杭县城里也有自己的交易，虽非富朱紫家，但也衣食无虞。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冯先生自幼受到严厉的国学练习，在家族的私塾中完成了他的启蒙教育，也养成他一生中处处显出的儒雅作风，琴棋字画随同其一生。父亲虽有功名，但却不是冬烘先生，无比开明，认为儿子不应该只读四书五经与唐诗宋词，不该像自己一样终老乡里，该出去逛逛，“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老是不会错的。他明确地给儿子指了一条路：进京，投考京师大学堂。
在这次西湖的数学名词审定会上，经由再三斟酌、重复商讨，终于断定了那些常用且基础的数学术语的译名和概念的论述，诸如：“函数”、“微分”、“积分”等等。在此之后的几年内，全国同一了大概七千多个数学名词的翻译和界定。中国的数学家爱说：我国的“数学之船”， 就从这西湖泛舟起步，扬起了风帆，驶向世界现代数学的深海大洋。
再回到1904年的东京。当时京师大学堂派遣到日本的留学生大约有30人，参差不齐，有人玩物丧志，醉心跳舞和其余技能，淡忘了自己来到异国他乡的初衷和使命。相反，冯祖荀先生却发奋有为，发奋图强，每天都要“三省吾身”，实现自己的学习打算。它不仅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成就优良，还和几位气味相投的学子发起成立了“京师大学堂留日学生编译社”，择选编译那些 “纯粹准确可实用于中国”的文章，主旨是“讲究实学，输入文化，供政界之研究，增国民之常识”。 编译社一经成立，很快成为吸引当地留学生独特耕耘的地步，为大批留日学子的报国热忱供给抒发与用武之地。
备受争议的“留平传授”
日本人盘踞了“国立北京大学”，三姨只能辍学。起因是：这个时期北平的北京大学被称为“伪”北大，她和许多不能随校南迁的北大学子，宁肯废弃学业，也不愿就读“伪”北大，学校名声不佳，也担忧那学历日后不被北大否认。冯先生尽管不认同北平北大之“伪”，却不愿看到自己的学生们学业旷废，于是亲身辅助接洽尚未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大学，部署学生们去“借读”，并承诺：你们只是去借读，依然是北大的学生。假如在中国大学借读毕业，北京大学承认学历，日后会颁发毕业证书。中国大学是所私立大学，校址在城外西郊，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始终没有碰它，它就始终保持到了抗克服利。但三姨仅去那里“借读”了一天，便不再去了，“因为每次出城、进城都得给在城门站岗的日自己鞠躬，受不了！”
经过改造，北京大学“学风丕振，名誉日隆”，发生了一大量有价值的学术结果，成为全国高等学府之翘楚。数学系更在全国名列前茅，师资力气一直增强，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曾长时期在北京大学授课，讲解当时国际上新兴的“数理逻辑学”，此皆冯祖荀先生之功。
三姨在北京大学读书如鱼得水，聪明才智得以充足施展，岂但数学成绩好，还喜好文学，因才干出众而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接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的表扬勉励。三姨的文学成就日深，并开始发表中篇、短篇小说，成了个业余作家。
冯先生苦心孤诣，谆谆告诫，终于把樊畿师带进了数学这片天地。从此当前，樊畿师在北大得到多位中外名师的指导，又从北大考取了公费留学法国，追随国际著名数学巨匠们持续深造，最后终成“正果”，获得了举世瞩目标重大造诣，跻身当代世界大数学家的行列。在这艰难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樊畿师成功地攀缘到那辉煌的高峰。这位世界级大师的出发点在北大，冯祖荀先生是他的引路人。
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持续十年。那是北大发展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铸成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蔡校长以为：“大学者，囊括大典搜罗众家学说之学府也”，提出“思想自在，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对北大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除旧布新。他一方面淘汰了一批缺乏不学无术的教授和系主任，另一方面却又吸引聘请了众多一流的大学者与着名的教授来校执教，使北大人才荟萃，盛极一时。 蔡校长把数学系列为北大第一系，冯祖荀先生仍旧是他最中意的数学系主任。在校长的蓝图上，北大是以文、理科为重点的综合大学，必须倚重冯祖荀先生。顺便说说，数学系始终排序为北大的“01”系，其源头该是蔡校长当年的排序，留给北大的一个传统。
三姨辍学了，开始给人当家教贴补家用，也时不断地去探访冯先生。冯先生最不能忍耐的是被人称作“伪”北大教授。北平北大的教员中，情愿附逆者有，但大多数教员为生涯所迫，到北平北大教书实属无奈之举。有位名叫容庚的教员，在1945年写给北大署理校长傅斯年一封公然信，信中说：“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之胜利属于我者，余之责也。”大体上最能表示出那些“留平教授”的心声。冯先生则名正言顺地说：“我不教书，岂非叫日本人来教？我课堂上坐的是中国学生，我教的是科学，何‘伪’之有？”
傅种孙先生，也是受冯先生提携栽培而成为中国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的。傅先生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冯先生的弟子。冯先生十分欣赏这个学生的才干与勤奋。毕业后，傅先生为了生计，在中学谋了一份教职，每周至少要上36个小时的课，疲于奔命，已经无暇读书深造。冯先生知道了，把傅先生找来说：“‘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长此以往，你刚开始的学业恐怕就要中辍。”冯先生求贤若渴，又将心比心，为博先生寻找统筹营生与进取的两全之策。他力荐傅先生到师范大学，破格成为数学讲师，又亲自鼓励指点，使他考上本校的研究生，再深造两年，终于成才，成为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傅先生获得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机遇。解放后他担负北师大数学系主任、教务长和副校长，是中国数学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江先生不仅知识好，人品也好，办事公平，威望很高。冯先生决议把接力棒交给这位靠得住的年轻人。江先生谦谦正人，为人温和，尤其尊仰前辈冯先生，深感北大数学系主任义务重大，执意不肯接任。冯先生对这位曾受教于他的后起之秀，开诚布公：今后的数学系，重要目标是学习欧美，不是东洋日本。与我不同，你留学美国，毕业于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前进，需借重于你；数学系的前途，系你一身。万望勿再迟疑、推托。
张申府虽然进了数学系，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回忆说：
1916年，学校在北平汉花园，即当初叫沙滩的处所，兴修楼房开拓新校舍，就是那座后来成为学校象征、驰名中外的北大红楼。冯先生在这里不知疲倦地经营庇护着他的数学系，他的目的是真正将西方数学的整体面目先容到中国来，他要培养大批的学生，以使现代数学能在中领土地上生根，发芽。他信仰“迷信救国”与“教育救国”，并且事必躬亲。
张申府先生，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上个世纪20年代，他第一个把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维家罗曼·罗兰和罗素等人的著述翻译并介绍到中国。他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又代表组织接受了朱德的入党申请。1925年却又退党了，1957年难逃恶运，被划成右派分子，后来很快“摘帽”。1986年去世，讣告称他为“著名的爱公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友人”。
编译社出版了一份杂志，起名《学海》，冯先生自任编纂，他的深沉国学基础发挥着气力。因题材新鲜，每篇文章都经冯先生润饰润饰而竹苞松茂，《学海》立刻获得上海商务印书馆青睐，在海内承办出版发行，首刊发行于1908年。冯先生自己翻译了英国人玻尔所著的《物资及以太论》，登载于《学海》的首期。如今科技译刊多得难以枚数，追根问源，冯先生创办的《学海》应是我国的第一本科学译刊。
张先生早年也是冯祖荀先生在北大的学生，冯先生发现这位青年的聪明才智不统一般，曾一度想把他培养成一名数学家，但未成功。张申府对此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为振兴师大，傅先诞辰不暇给，不辞劳瘁，置缠身数十年的胃溃疡恶疾于不顾，每每在办公室里，就着茶水吞几片饼干，便是一餐。傅先生操劳适度，1956年在一次会议上，突发脑溢血，所幸挽救及时，逐步痊愈。
那个时期派遣的出国留学生，大多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现代数学的并未几，大约不超过十位。冯先生是我们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位数学专业的留学生，可称是我国出国留学生学习现代数学的第一人。这可真是中国数学界的幸事，中国数学历史的长卷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走出国门，学习现代数学第一人
“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窗，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专长，就特地给我以领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讲演会上报告，看到我也在听讲，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1914年我考入北大，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
“东风自得马蹄疾”。年方弱冠，冯先生迟疑满志，负笈北上，只身一人闯入京城。他后来说：“人家早就告知我，京城的街道都是正南正北，横平竖直的。可我在京城的头几天，怎么也分不清晰东南西北，一出门就迷路”。鼻子下面长着嘴，你能够问路啊！可冯先生那一口南腔北调，没人听得懂他的话。在京城瞎碰乱撞，走大巷钻小胡同，没少跑委屈路。后来冯先生能说相称不错的“京电影”，诚然因为聪明，也与刚到京城吃过语言不通之苦大有关联。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樊畿师，是否有人为冯先生重修坟墓。但我深知：先驱者的脚印，拓荒者的精神，是不该被时间埋没的。
1931年的一个夏日，漂亮的杭州西子湖上，随风任意流浪着一艘小游船，船上坐着冯祖荀、姜破夫、熊庆来、江泽涵、何鲁、胡明复、陈建功、苏步青和段子燮。中国大江南北各个著名大学的数学系的元老们在开会：中国第一次数大名词鉴定会。冯祖荀先生是西湖会议的发动人之一。
北大南迁那年，三姨才17岁，外祖父那时在北平国立艺专（中心美术学院的前身）任英文教授兼训导主任，自己的将来尚不可知，他不舍女儿远行，于是坚决把三姨留在身边。
今天，中国数学会已经走过70个年龄。当今天的中国数学家可以跻身世界数学家之林时，回想当年冯祖荀先生等开荒者们的艰苦与他们的弘远抱负，不禁肃然起敬。
江泽涵先生，他是我国数学界的一位泰斗，当年由南开大学算学系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大学数学系，成为冯祖荀先生的学生，听他的数学分析课。他的夫人蒋守方也是冯先生的门生，当年在北大数学系读书。江先生后来考取官费留美，进哈佛大学数学系深造。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后，又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随拓扑学大师莱伏希兹做研究助教 。1931年回国，马上被冯先生聘为数学系教授。江先生是在我国的大学里开设“拓扑学”课程的第一人。他还协助冯祖荀先生，邀请德国数学家伯莱士科教授来北京大学讲授“微分几何”，施佩纳教授讲授“解析几何”、“代数和点集拓扑学”等。
不能随校南迁的不仅是冯先生，还有不少学生，内中就有我的三姨么其琮，她当时是北大数学系里为数极少的女生之一，是冯先生的学生。在蔡元培主校期间，北大冲破社会与官方阻力，首先开放招收女生，冯先生是蔡校长的支撑者，即时在数学系履行“男女平权”，因为他晓得西方有良多杰出的女数学家。不外，数学系从来不受女孩子青眼，鲜有女生报考。我三姨考进北大数学系那年才15岁，极受冯先生器重。
提携青年才俊的现代伯乐
冯先生在樊畿师18岁那年，把他接到北平，并激励这个智力超群的后生投考北京大学数学系。冯先生膝下不子女，很心疼这个侄子。据樊畿师说，由于在来北京之前，他读过一阵子上海同济大学预科，不仅打下一个极好的德文功底，还曾对建造工程产生浓重兴致。到北京之后他并不想读数学，却二心想进工学院，读工程学，便绝不客气地谢绝了姑丈的好心。冯先生却不认为愧忤，“只是在天天茶余饭后闲聊的时候出多少道数学题考考我，我争强好胜，简直难我不倒。”冯先生越发爱好这个聪慧好学、勤恳长进的年青人了，开端给他说明什么是现代数学，介绍当代西方那些大数学家们的成绩，灌注给他“数学乃所有天然科学之基本”的观点。樊玑师说：“姑丈是第一个让我理解观赏数学之美的人。”
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诞生的。1898年，清光绪天子公布《明定国事诏》，正式发布变法。圣旨明令：创办京师大学堂。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大臣，简称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冯祖荀先生是位职业的教育家，异样留神发明人才，提拔晚生子弟尽力而为。除樊畿师之外，还有多人受过冯先生栽培。
冯先生与早年留洋的先驱数学家们回国后，大多从事现代数学的引进和教育工作。他们是现代数学在中国最早的收获人，亲手物色、培育数学人才，为他们打好学习现代数学的基础，再把他们送出国门留学深造成才。在这一批数学家中，当属陈省身、华罗庚和樊畿三位先生最为杰出，迄今为止，尚无华人数学家的成就和名气能出其右。樊畿先生就是由冯先生亲手启蒙的。
辛亥革命胜利的第二年，民国政府同意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有名翻译家严复出任首任校长。两年后，前清进士、英国留学生胡仁源接任。此时北京大学凑集了一批著名教学，除冯祖荀先生之外，还有黄侃、辜鸿铭、钱玄同、马叙伦、陶孟和、何育杰和俞同奎等先生。在严、胡掌校时代，北京大学开始引进西方进步的教育制度，把西方各门科学接踵移植到北大来。
编辑：碧荷
历史真是不堪设想，若不是冯先生引领，数学界在20世纪会少了一位重要的大数学家，连带着也就会少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1983年，法裔美国数学家德布鲁出乎意料地荣获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获奖的原因是他应用现代数学方式，创立了关于“商品的经济与社会平衡的存在定理”。德布鲁所运用的数学办法并非他自己的创造发现，而是他作为一个数学家，体系地控制了现代“非线性泛函分析”理论，特别是樊畿师所创造的“不动点理论”，那些令人赞不绝口的“极小极大定理”，而后把它们奇妙地利用到经济学中。德布鲁失掉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在一次接待宴会上，我见到他和樊畿师在一起，相谈甚欢。一位数学家插进来开玩笑说：“你是否可以拿出三分之一的奖金，分给樊博士？”德布鲁不苟言笑地答复：“我刚向樊博士提议分他一半，可他拒绝了。” 玩笑归玩笑，德布鲁在多次报告中真挚地感谢樊畿师，高度评价樊先生所创造的数学理论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的要害作用。我想，他要是知道当年的故事，或者也该感激冯先生。
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有过一位极为特别的首领，他曾是蔡元培校长的得力助手，并曾三度代办北大校长，他就是极具治理能力的蒋梦麟先生。在民族危亡、内忧外患之时，北京大学亡校动荡之后，蒋梦麟临危授命，在1930年正式接掌北大。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人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明确办学宗旨为“研究精深学识，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德”，对学校进行了全面整理，设文、理、法三院，下设14个系。蒋校长在全国“海选”教授与研究人才。对那些平淡的教授，他勇敢坚定地辞退，决不迁就。他清楚地告诉各院院长：“解雇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蒋校长的气魄与担负可见一斑。
冯祖荀先生刚过而立之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数学门（1919年才改称“系”）主任，着手筹建。数学门在1913年秋开始招收新生，固然只招了两名学生，但这不仅标志着数学门的出生，更标记着处于新旧教育体制门槛上的北京大学一步跨进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天地。这划时代的一步明示着：中国有了第一个现代大学数学系。要知道，数千年来都是经、史、子、集独有学坛，这个局势终于被攻破了，中国现代高级数学教育新体系从此发端。
樊畿师高度评估他的老师江泽涵教授，说：“我们当年的学习环境十分好，成长很快，多亏了江先生。”他还比拟了中日两国的数学发展：“总的说来，日本的数学比中国要强一些，因为日本发展近代数学的研究比中国早许多。然而在个别分支上的发展并不如中国，‘拓扑学’就是其中之一，这还是多亏了江先生。”江泽涵先生早在30年代就把“拓扑学”引进到中国，从此终生致力于推进中国“拓扑学”的研究与教学。“拓扑”这两个字是英文“topology”的音译，在无法适当意译的情形下，江先生选用“拓扑”这两个字是他的智慧，被全国数学界接受，传至今天。樊畿师非常推重江先生在学术与教育上的贡献，江先生与冯先生一模一样，也是出言不逊，谈话从容不迫，也是一样爱生如子，提携后生晚辈。江先生主持北大数学系，直至1952年。江先生不负众望，恰是因为冯先生慧眼识珠，当年为北大数学系抉择了一位杰出的掌门人。
当代世界大数学家樊畿的引路人
樊畿教授是我的恩师，师生来往逾25年中，樊畿师常常对我念叨的一位中国数学家就是冯祖荀先生。今年年初，我再次访问几年不见的樊畿师，之后写了一篇回想恩师的文章：《只有醒着，你就必需思考数学》，刊登在今年蒲月的《人物》杂志上。樊畿师读过后说，“对于冯先生写得少了一点”。
就在这份奏折里，张百熙还上奏朝廷一份京师大学堂拟差遣“赴日本游学”的留学生名单，共31人，冯祖荀榜上著名，成为京师大学堂遴派的首批留学生。
冯先生虽然没能把张申府栽培成一位数学家，可教他的数学，特别是“数理逻辑学”，却大大赞助了他日后成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成为研究西方哲学的先驱，且张因此接触并接受了西方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播种者。
“故人何在，烟水茫茫”。冯先生留在北平，自己日子不好过，却时常遐想南迁的母校，怀念他一手创办的数学系，惦念那些衣锦还乡、奔徙几千里、辗转到云南的师生。他们是在何等恶劣环境中挣扎？何其艰苦的条件下治学？“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仇。”三年来关山阻隔，很少得到远迁南方的数学系确实切新闻。一日重于一日的沉疴，忧国忧民之心和繁重的心理负荷，使他再也支持不住了，1940年冯祖荀先生病逝。临死前，他手指南方，但已衰弱得说不出话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怎么的无奈与凄凉！
事实上，冯先生不仅帮助将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籍档案尽量转移至昆明，还为维护北大不能搬走的资产和档案图书昼夜惊心，随时盘查。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看中了北大二院，即理学院的屋子，叫两三天内腾出来。那时，北大“留平教授”孟森已经逝世，马裕藻不愿管事，遂由周作人与冯祖荀两位硬着头皮，去找“常设政府教育总督”汤尔和，压服他当夜去与日本宪兵队长会谈，北大二院得以顾全，寄存在二院的理科各系之教学与试验仪器装备躲过一劫。
总算没有误了报名和考期，冯先生在京师大学堂的入学考试中，国文和数理各科金榜题名。为了不再增长家庭经济累赘，他取舍了京师大学堂免收膏火的师范馆，成为北京大学有案可查的首届学生。这位江南佳人在京师大学堂仍旧超群绝伦，各科成绩排名榜首。
北平解放未几，毛泽东主席曾备两桌酒席，到顺城街北平师范大学教员宿舍看望昔日同学汤真和老师黎锦熙先生，傅先生应邀作陪。席间，傅先生对于振兴师大多有建言。
提到了傅种孙先生，我不得错误他的建树和遭遇多说两句。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虽居心理睬，但尽情读哲学书，尤其是逻辑书。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是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之间的货色。”
北平各大学陆续南迁之际，各校都留下局部教职员照管校产。北大“留平教授”中有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和冯祖荀等。冯先生那时患有严峻的肺结核，身材状态蹩脚极了，随校南迁是基本不可能了。
冯先生是位难得的好教授，讲课逻辑谨严，剖析周到，深刻浅出，令人着迷。他说话一贯文质彬彬，走路素来不疾不徐。他国学广博，数学课上常有妙语惊人，古文、诗词，信手拈来，以形容数学的美与严谨。他从不照本宣科，完整是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数学的内在思惟。他的板书有时龙飞凤舞，有时中规中矩，都美丽，令学生线人一新，提振精力。
数学在中国积厚流光，不仅历史长久，并且曾经成就光辉。
北京大学的四朝元老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已有二十余所大学前后设立了数学系，从事数学研究与教育的专业职员不断增添,成为中国科学步队中的一个重要分部。那个时候，与数学界并驾齐驱的物理学界疾足先得，率先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物理学会。组织全国性的数学学会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冯祖荀先生在忙碌的学校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之外，极为热情介入数学学术组织活动。事实上，冯先生早已在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分辨发起成立数理学会，“以研究数学物理，促进学识，联系情感为宗旨”。这些地方性的数学学会的建立，为成立全国数学学会奠定了基础。
近百年之内，中国向海外陆陆续续派遣的留学生，至今已上百万计,堪称有前驱，有来者，伏涌延绵，越代相师。召还冯祖荀等人东渡，则是赴日本留学的起点。
樊畿师也很喜欢他这位姑丈，他给我娓娓动听地描写冯先生：身穿长袍马褂，布履布袜，嘴衔本国烟斗，抽的却是中国旱烟丝。这位数学泰斗，极富文采，颇具雅兴，闲时或宣纸上写诗绘画，或庭院中莳花弄草。他恬淡名利，凡事满不在乎，散淡自由，潇洒飘然，像个仙人。樊畿师和我讲过很多冯先生的故事，屡次蜜意地说：“冯先生和他们那一代的数学家为中国现代数学的启蒙与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我们这代人中的任何人都无奈比较的，只管我们这些人曾在数学上做过不错的工作，成了在国际上都有些名气的数学家。”还说：“没有冯先生就没有我，也没有你，也没有这么好的北大数学系。”他这样说是因为樊畿师和我都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
真正意思上的现代数学的全面引进与研讨，始于清末民初现代教导轨制的树立跟留学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咱们特殊定格这个片断，方能看明白冯祖荀先生，以及他所代表的同时期数学家们，为中国古代数学的起步与发展所作的不朽的奉献。
冯先生于1904年赴日，先入日本京都第一高等学校作语言和基础课方面的补习，一年后转入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在理学部攻读现代数学的各门基础学科，又专修“微分方程”实践。
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京师大学堂举步维艰。尔后，接连暴发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遍地狼烟，京师大学堂难以维持，下马停办了近4年。1902年局面绝对安宁，京师大学堂浴火重生，吏部尚书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校址设在景山东街马神庙。青砖灰瓦的校舍，虽然古旧，却淡雅肃穆。重生后的京师大学堂开始招收新生，叫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后者等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1934年，江泽涵先生接掌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那年他30岁出头。江先生参照欧美大学的办学体系，进一步改革数学系的系务和教学规划，制订了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他还多方努力，建立了数学系图书室。正是因为江先生的努力，30年代的北大数学系就能邀请许多位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家来华讲学，为北大数学系日后在国内坚持当先位置奠定了基础。
1934年秋冬之际，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胡敦复教授写信给冯祖荀先生，商讨筹建中国数学会，立刻取得冯先生的踊跃响应。经过半年的尽力准备，次年暑假期间，冯先生南下上海，与当时我国数学界的老中青精英，齐集上海交大，召开中国数学会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学会的会章，还明白了今后的义务：加速数学名词的审定工作；促成数学会的学术刊物《中国数学会学报》早日出版；增进中外学术交换等。中国数学会的诞生和学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数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影响深远。
宋、元年间，很多范畴都到达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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