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四人帮”后，迎来文明教导的春天，1979年我考取江苏师范学院（今姑苏大学）中文系钱仲联教学的首届研究生，取得普遍接触袁枚诗集、文集、尺牍等其余著述的机遇，并懂得到建国前后袁枚研究的信息，发明建国后袁枚研讨论著不仅极少，而且多持否认立场。我感到袁枚性灵说不仅极具实践价值，而且是研究清代诗学的主要枢纽，必需做篇翻案文章。于是决议以《袁枚性灵说新探》作为我的硕士论文。我为本人与袁枚正式结缘而惊喜。但未料自我把此盘算向钱先生汇报后，却觉得了无形的压力：钱先生并不爱好我的选题。先生于清诗推许宗宋派，如对同光体评估甚高；而对袁枚人品俗气一面与诗歌纤佻一面皆颇不认为然。这大略是先生对我选题不看好的起因。当然先生心肠仁厚，并未提出反对，命我改题，而只是在讲课时常常有意无意地说多少句袁枚“坏话”，我晓得这是对我拐弯抹脚，启示我“觉醒”，他非常担忧我选错题，影响毕业，实际盼望我改题却不愿强我所难。我本不是灵巧的人，更由于与袁枚“因缘”的关联，只管听课时坐立不安，但你老既然不明白命我改题，我就揣着清楚装糊涂，最后仍是小心翼翼地于1982年实现了这篇硕士论文，经由钱先生与徐中玉、王运熙、顾易生诸先生组成的问难委员会的评审，顺利过关。先生天然很愉快，我则十分感谢先生玉成了我的论文。兴许这是新时代第一篇比拟全面地确定袁枚性灵说的论文，后来还入选了全国优良博士硕士论文选。而让我惊喜的是1994年第2期《文学遗产》发表了钱先生领衔署名的《袁枚新论》大文，对袁枚性灵说与诗坛位置给予了全新的极高的评价，先生与时俱进的精力使我深受激动，同时我心头积存多年的有违师意的歉疚也随之化解，持续深刻研究袁枚的信念则更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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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知袁枚始于1964年10月11日，当时我刚升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北大位于西郊海淀，阔别市核心王府井贸易区。因为阮囊羞怯，我辈穷学子一年也难得进一次京城去晃荡。但是11日这天是日曜日，仿佛阴差阳错，我竟花费乘上32路公交车进了城，直奔王府井去洒脱，经过新华书店就拐了进去。当时享受着国度助学金，以喂饱肚子为第一，平时简直不买杂书，此次也无买书的打算，不过是“过屠门而大嚼”的意思，阅读而已。但橱窗里的一本书却在我面前一亮：《读随园诗话札记》，作者郭沫若。郭沫若可是我钦佩得嗤之以鼻的大文豪，《随园诗话》则闻所未闻，不禁激发好奇心，因为我正热衷于写诗，诗话必定有写诗的“秘诀”吧？请营业员掏出细看：价格0.32元（立刻想到是我两顿饭钱）；作家出版社1962年9月北京初版；《随园诗话》是清代袁枚之作，郭序称：袁枚是“二百年前的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近见国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鲜之见已觉无多，而迂腐之谈却为不少”，于是以“本日之意识”，“揭其糟粕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这是我平生首次见到“袁枚”大名。薄薄100来页的小册子，价钱并不低，但奇异的是我竟绝不迟疑地掏钱买下，返校后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英志1964年10月11日购于王府井”的字样。从此与二百多年前的“文学巨子”袁枚结下“因缘”。
尔后二年级学习、劳动无余暇，三年级又下乡搞“四清”近一年，四、五年级更忙于加入“文革”，写大字报，打派仗，彻底摈弃了书本，所以直到1968年底毕业分开北大也没看到《随园诗话》原著，就被调配到了浙江新昌中学任教。原以为身处浙东偏远一隅，此生与《随园诗话》是无缘相见了，未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天我竟然在学校小藏书楼发现了心仪已久的袁枚《随园诗话》！当时可读之书切实寥寥，我在图书馆到处寻找，突然于角落里发现了几捆尘封的“禁书”，我斗胆上去查阅，竟从书脊上看到“《随园诗话上》”、“《随园诗话下》”一厚一薄两本书，皇天在上，这不是做梦吧？我惊呆了，看看四周无人，高兴而缓和，竟“目无奈纪”，解开麻绳，抽出二书，一看恰是郭沫若所看的版本；于是再捆好其他书，又敏捷擦去二书的灰尘，似乎是从书架上取下的一样，拿着就去办理借阅手续。治理员眼神好像有些怀疑，我心里有点打鼓，但一定是冥冥之中有袁枚保佑，书竟顺利借得手，我即时甩开脚步奔回宿舍。
编辑：碧荷
因缘，乃佛教语，有所谓“前缘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之说，俗世则借以表现一种机会、缘分。清代乾隆文坛盟主袁枚曾云：“余不喜佛法，而独取‘因缘’二字，以为足补圣经贤传之失。身在名场五十年，或未识而相憎，或未识而相慕：皆有缘无缘故也。”（《随园诗话》卷三）袁枚是信任因缘的，我回想三十甚至四十来年的袁枚学习与研究，也不能不相信“因缘”说，证据凑巧是与独取“因缘”二字的袁枚“有缘”，这很有意思。
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机缘，我居然得到了以为已经失传的手抄本袁枚日记。那是两年前的一天，我溘然接到《扬子晚报》记者杨娟的来电，告诉有读者要找寻袁枚的后人，但无处可寻，南京师范大学某人先容说可向我探听。我答复说，我主编《袁枚全集》时就想找到袁枚后人，愿望得到些“秘籍”，但坐井观天，没有成果，我也不知道袁枚是否有后人健在。此次采访见报未几，我收到一封生疏来信，说看了报纸对我的采访，自报家门就是袁枚第八代孙女袁建中。有这等巧事？我将信将疑，但经过后来的电子邮件往来，特殊是建中传给我其父当年因南京要建筑运动场，写给市政府请求保存其先祖袁枚墓地的申述函以及政府的批复等资料，还有一张从未见过的袁枚像，使我确信“袁枚后人”不假，十分快慰。于是咱们见了面，建中带来一大原形册有八九十张照片，竟是我盼望已久的手抄本袁枚日记的翻拍本,北大总裁研修班。我当时的高兴已非语言可表述。但遗憾的是照片较小，手书笔迹看不大明白。于是我问可有原件，答曰原件在其生活于海外的兄长袁建扬处；我又贪得无厌，问可否用数码相机翻拍一套供我研究，建中慨然许可。过了些日子，我终于见到翻拍清楚的袁枚日记。建扬先生于信中说：“袁枚这本暮年纪行阅历了太平天国的烟火，回避了日自己的炸弹，躲开了红卫兵的视线，抗过了二百多季江南黄梅天的湿润及蠹虫的侵略，终于找到了幻想的归宿。也许，这正是她性命的新开始！”令人感叹系之。日记有草书、楷书、行书等四人字迹，其中约四分之一为袁枚亲笔，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篇》赞袁枚书法有云：“随园白叟不以书名，而船山太史（按，张问陶）盛称其书，以为雅淡如幽花，秀逸如美士。”日记内容则是控制袁枚晚年人生与思维的活泼材料，也是了解乾隆盛世后期社会生涯与风俗的鲜活教材，弥足可贵。（详参拙文《手抄本袁枚日记现身》，《光亮日报》2008年10月6日《国学》版）此日记经我收拾，已开端在《古典文学常识》上连载。我至今还感慨不已的是：人海茫茫，此日记独为我所得，非因缘而何耶？（作者：王英志）
《随园诗话》我借阅了很长时光，抽空就翻翻，匆匆感到其称得上是一位略有瑕疵的美女，却被郭沫若先生涂抹成了丑婆。“陈旧之谈”天然未免，但其宗旨是强调诗歌抒写性格、表示个性的实质；提倡艺术独创精神，反对复旧摹拟；主意语言做作，批驳堆砌典故；标举诗歌感人的魅力，不满沈德潜宣传的温顺敦厚诗教观等，都存在价值。郭沫若先生以偏概全，不免有些求全责备了。不外此时也就是心中暗自评判罢了，并不知当前会与袁枚有更深的因缘。
研究生毕业后，我陆续出版多本有关袁枚的研究著作。最早的一本是1990年七八万字的小册子《袁枚与随园诗话》；最满足的是2002年近五十万字的专著《袁枚评传》；而影响最大，使友人戏称我是“袁枚元勋”的则是423万字的《袁枚全集》。此书1993年第一版，1997年订正重版，国内外发行量超过6000套。此书收袁枚著作10种，还有编纂之作等多种，应当是目前收集最全的“选集”。然而有两种手抄本未见而阙如：一是《州县心书》一卷，当为县谱之作；二是“日记”，或谓“随园纪游册”。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云：“余所到必有日记，因师丹之老而善忘也。”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记曰：“袁枚随园纪游册，乃其元孙润字泽民所藏。”二书是否留存，始终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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