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兵器，来者警惕”但那门却是敞开着的，里面有多少枝枪，几把刀，高深莫测，用不着防备。
还应说一说陈的安贫乐道、不移其志之为人。
查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过，似宜宥其既往，藉策未来……减为履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广大。
国民党政府许可赞助他十万元的运动经费，还在国民参政会给他所组新党五个名额，等等，对此他都付之一笑，视为无稽。入川以后，他不仅退回了国民党组织部长赠他的五千元支票，我还听家里人说起过，老先生还曾拒收上面汇来的一笔数目更大的巨款，大概在万元以上。对于这件事，始终到十年前，我在《世纪》杂志上才看到当时银行经办人许伯建在《陈独秀拒收蒋介石汇款》一文中的具体记述：
陈独秀分开南京监狱之后，国民党试图笼络他，要他加入国防参议会，被他决然毅然拒绝；后来又通过朱家骅露面邀请他出任国民党的劳动部长，也都受到老先生（父辈在家里都这么称说他）的严词拒绝。据材料称，蒋介石还指派其心腹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劝陈独秀另组新共党，
我要说一说我心目中的陈独秀及与陈独秀有关的一些事。
又过了两天，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回电说：“办事主任张锦柏亲身去见陈，他仍是不收，只好将这笔钱原封退回。”
于此亦可见他刚强不屈个性之一斑。
陈独秀23日中午出狱后，第三天即致《申报》馆一封公然信，认为分辩：
首先要说的是他不讳与不屈的个性。
编纂：碧荷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犯上海，公民政府迁至武汉，日机频频轰炸南京，有一次陈被关押的监狱竟遭投八枚炸弹，以至他被关押的那栋房顶震坍，陈存身桌子底下才逃脱这次灭顶之灾。被关押的政治犯接踵提前释放，陈亦被司法部减刑开释，司法院长训令：
正如张国焘受托转交赠款被陈谢绝，并告以“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之后，张国焘说：“仲甫先生老是如斯。”信矣，燕雀又安知鸿鹄之志？！
我再说他不为官场利诱所动的另一面。
1932年10月12日，何应钦将陈独秀提至军部会客室，依据陈独秀当前在通讯中的记述：
《晶报》当时记录其事，第一句即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在狱中他既拒绝劝降，审判时他又自撰《辩诉状》，变被告为被告。如审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答：“这是事实，不否定。至于理由，能够分为三点解释之……”；第二次审判时，审判长问：“是否为颠覆国民党，履行无产阶层专政？”陈断然答复说：“是。”有关审讯详细情形亚东书局曾辑成小册子出版。
我从小在家就知道有这样一位舅祖父，一直到武汉才怀着崇拜的心境见到这位严正的白叟，眼光炯炯，异于常人，平时不苟言笑，经常若有所思，只有知交相见，他才会娓娓而谈，直抒己见，从不瞒哄本人的观点，正如鲁迅说他：
鄙人辛劳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诩，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鄙人之身，是外患之罪当然不能形成；迩年以来，海内兵据地或企称兵据地之行动，每役均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致冤狱，悔悟应属别人。鄙人本日固不暇请求冤狱之抵偿，亦盼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为难之诬蔑也。以诽谤手腕捣毁他人人格与本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育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事或有以鄙人出狱感触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免得与消息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抗日战斗时代，我在四川省总行的省库部收支课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心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理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量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我想，陈仲甫是陈独秀的号名，个别人都不甚晓得，所以我特别留神这笔库款的着落。
老先生那几年的生活是十分困窘的，血压又高，压缩压常达二百以上。他除了在一段时光内为《时势新报》撰稿得一些稿费外，就是北大同窗会对他的照顾了，每月寄给他三百元生涯费，还派原北大学生罗汉来照料他。1940年罗汉在重庆大轰炸时罹难，又派原北大学生何之瑜来接替罗汉，直至陈逝世。这时期江津米价逐步上涨，陈的生活常常入不敷出，连仅有的一件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也当掉了，在乡下还不得不在地里种一些土豆之类。他有时只能把信封反过来反复应用，原北大学生杨鹏升只好印些信纸信封（上印陈独秀用笺）寄给他用，给他些救济，他又重复称“受之有愧”，杨鹏升只能谎称是受友人之托索书（字）的回赠，等等。一次他在鹤山坪被窃，但窃贼所得只是一些文稿、几件衣服和杨鹏升给他刻的“独秀山民”印章，其余别无所获，由于陈已是金玉满堂、身无长物了；我们当时揣测，这次“窃贼”的光顾，可能是另有目标的。虽困顿如此，他仍保持着文字学《小学识字教本》的著述，矢志不移。
江津凑近重庆，虽战时，水陆交通仍便利。可是过了六七天，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的收据。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督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
陈独秀（章）八月二十五日
半谈话、半审讯后，很多青年军人纷纭持笔墨跟数寸长之小纸条，索书留念，情义殷殷，（充斥同情心，毫无仇视表现），令人快慰，四周包抄（主座不能制止），弟真应付自如，幸亏墨尽，才得解围。
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处之泰然的从容立场，使人不禁想起他在1913年“二次革命”时被芜湖驻军领袖捆绑起来要枪决时所说的话：“要枪决，就快点罢！”
任建树在《陈独秀大传》中也说：
我和祖母去，他见到三十年未见的大姐时，真情吐露，感人至深。他底本已买好船票，只因大姐到来，便断然退掉已很难买到的入川船票，后来才与我们一家同行入川；咱们都在大餐间外搭地铺，非常拥挤，同船还有郑学稼、尉素秋等人。这里我要借此援用尉素秋女士的一段话来阐明陈的品德：
记得民国二十二年的春天，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惊动了全国的舆论。他在思维文明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入了。大家所谈的种种，有一件事特殊耐人沉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来（南）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原来坐火车打打盹儿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然而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即是押赴法场呀！滔天大祸，生逝世关头逼在面前，能安心酣睡吗？……凡人在利弊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睡，总会胆怯、仓惶失措。能不慌不忙甚至于泰然入睡，假使不养其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至高境界,北京大学总裁班，相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设想中，已钩画出一副东方愚人的简略轮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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