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4日党的十八大闭幕至今30多天，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34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63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统治至今101年，1840年鸦片战争启 动中国社会转型至今172年。面对党的十八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新的动员令，面对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形势，面对启动近200年的中国社会转型，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改革潮流，我们能否大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能否有效凝聚力量，切实攻坚克难？能否真正实事求是，坚持求真务实？能否顺应世界潮流，保持与时俱进？能否抓住战略机遇，确实大有作为？能否代表人民利益，实现民族复兴？能否具有远见卓识，科学运筹帷幄？能否勇担历史重任，不计个人毁誉？已经越来越聚焦到我们能否以更大魄力、更强决心、更多智慧和更宽视野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引领、带动、推进和深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上。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国当前唯一出路。
一、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回顾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由愚昧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由贫弱到富强的中国社会转型是极其艰难曲折的，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许多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林则徐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艰辛探索中提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鸿章提出：“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王韬提出：“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举摧毁了当时中国5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这给全国上下以极大震动，某些仁人志士清醒认识到，只实行经济改革开放不行，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小国以立宪而胜，俄国大国以专制而败，又给全国上下以更大震动。前者使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后者使清末预备立宪加快步伐。康有为提出：“现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谭嗣同提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孙中山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还具体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政治路线图。毛泽东同志在表示中国共产党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是民主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我们现在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提出：“中国在20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做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做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名之为“历史三峡”，认为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惊涛骇浪的”三峡，大致“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8.18”讲话和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精神。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此基础上，用长达7700多字的篇幅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论述，提出很多真知灼见。如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我很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个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当时上层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下层民众凝心聚力，人气顺畅，全国上下密切合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有智有勇并卓有成效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同时我很遗憾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放慢，我们错失很多改革机遇。例如，理顺党政关系、人大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大部门制、肃清封建残余、严厉整顿吏治、严惩权钱交易、官员财产公开、限制干部特权、控制“三公消费”、制约一把手权力、扩大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等具体制度如果早些实施，而不是不负责任地“击鼓传花”而使问题积重难返，我们今天绝不至于如此被动和尴尬。当前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再也不能错失改革机遇，再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击鼓传花”而使问题更加积重难返，从而使子孙后代更加被动和尴尬。有人提出，以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留下了陷阱和障碍，造成了更大的麻烦和后遗症。现在看风险很高、难度很大的改革，往往也是价值很高、意义很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敢动，造成的不利后果比搞这种改革带来的风险还要大。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报告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还强调了三个“更加注重”和七项重要任务。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借鉴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其中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且包括成功的教训和失败的经验。因为改革不论成败都存在两面性，都有经验和教训，都有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正像我们不能仅以成败论人物一样，我们也不能仅以成败论改革。具体而言，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台湾政治体制改革、古希腊梭伦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罗斯福新政以及印度、新加坡、墨西哥、苏联、东欧各国、越南、不丹、缅甸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积极吸取。例如，许多论者将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主要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中也有不少合理因素。而当今俄国民意也比较认同戈尔巴乔夫通过和平转型带给他们的进步，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政治体制。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的重要原因，无疑更应包括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落后政治体制和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和停滞。有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所谓“苏联历史上最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以停滞和聚集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面对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有人想到托克维尔在19世纪对20世纪两个伟大民族的预言及阐释：美利坚人将依赖农夫的锄头与一切禁锢斗争，而俄罗斯人将仰仗战士的利剑与整个人类斗争。至今随着诸多历史谜底被相继揭开，有人在敬佩托克维尔睿智的同时，又震慑于历史的强大解构力量：“曾经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梦境的背后，何尝不是扭曲的理性压倒人类价值所导致的残暴与灭绝人性?建筑于人性和自由基础上的包容与宽让就理应被国家的强大与辉煌所取代?”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研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也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民主化和法治化，即高度民主和高度法治，这与中央强调的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与有人强调的实现当前中国最大公约数的优质民主是一致的，与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的政治转型也是一致的。正像有人所说：要想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会只会更加不公平，更加不稳定。没有民主法治的经济繁荣不可能持续，没有民主法治的大国不可能强盛。政治体制改革的短期目标是制度化和具体化，即首先针对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具体制度上尽快取得实质突破。当前应在深入研究、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尽快科学制定两个不同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一是配合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制定一个2013年到202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二是配合建国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制定一个2013年到2049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两个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都应包括非常明确、清晰、具体的长短期目标、分步实施要求和时间表，以便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辨证统一，以便将局部的阶段性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将加强顶层设计放在局部的阶段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谋划。并有效防止“浮萍式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单兵突进改革和地方试点改革陷入孤岛困境而被大环境熔解，同时将不损害任何人利益并流于四平八稳空洞口号的抽象“审美目标”同损害部分人既得利益并可操作可量化的具体“改革目标”结合起来。第一个方案某些内容的明确、清晰、具体程度，可适当参照清末《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如果说自1840年启动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已近200年，而当今中国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处于浩浩荡荡的民主化改革潮流中，我们还以各种理由不愿或不敢大有作为和民主化改革，不愿或不敢制定包括明确、清晰、具体的长短期目标、分步实施要求和时间表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我们怎能真正对得起历史和未来，怎能真正对得起人民和民族！应尽快成立超越各种利益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或研讨小组，尽快重新成立挂靠中央党校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以便广泛调动和更好整合全党全国智慧和力量深入研究、周密论证和科学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可考虑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还可考虑在一定范围进行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大讨论，或者进行政治实践是检验政治真理标准的思想大讨论，以便更好聚合政治体制各项重要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在解决以下九方面突出问题的具体制度上尽快取得实质突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九方面的实质突破可通过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或在一些地方搞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来扎扎实实率先实现。
一是党、政府、人大的关系。理顺三者关系至关重要，核心是党的领导如何在政府、人大体现和改善。党的十三大报告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当时也有人提出，党与政府职能分开不是关键，党与人大职能分开才是关键。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加大人大改革的力度，如优化代表结构、扩大直接选举、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立法博弈机制、增设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等。
二是党内民主。确保党员各项民主权利，真正落实“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代会、党委、纪委各负其责，推广党代会常任制，探索纪委垂直领导并监督同级党委，探索正常竞争和更多竞争，扩大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党内民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做起，以中央党内民主带动地方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由上到下民主带动由下到上民主，形成中央与地方、党内与党外、由上到下与由下到上良性互动的局面。而标榜和追求选举“全票”不利于推进党内民主。
三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选举民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注重谈判、协商、妥协、平等、合作精神，及时、畅通、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尊重社会多元利益诉求和参与协商各利益群体意见，发挥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中的作用。推进协商民主平等、自由、公开、透明、广泛、多层、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发展，统筹兼顾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精英协商与大众协商、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避免协商民主长期脱离竞争性民主框架而独立存在，避免某参与主体利益优先于其他参与主体利益，也避免强势力量利用协商形式和暗箱操作在多元冲突中掌控协商民主和漠视社会共识。
四是基层民主。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落实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尊重群众和基层的实践和积累，鼓励群众和基层的大胆试验和大胆突破，发挥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和改革智慧。扩大基层群众政治选择的范围，制定和完善保障基层群众享有更多更实民主权利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推动城乡在发展基层民主上的相互促进和共同进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一些重要改革通过基层民主试验逐步向高层民主推进。
五是权力制衡。无制衡的权力腐蚀人心，易被滥用和滋生腐败、伪善。制约“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度膨胀”和“权力加速腐败”，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并形成可闭合的制衡关系，确保人民监督权力和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由点到面、由新到老、由易到难、由上到下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官员如申报财产不实一律先停职再调查处理。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以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在长期正人心、敦风俗的同时，也通过法治和制度铲除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改变有些监督者不受监督和有些监督不仅不能限制权力反而被权力利用的状况。
六是权利保障。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完善民主，将还利于民的经济改革与还权于民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保证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以制度和法规切实保障和认真实施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利益收买和交换公民民主权利，在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由此向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选举民主逐渐过渡。通过法团主义或合作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保障公民社会组织的各项权利，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在社会治理上形成官民互动和共治的良好格局。
七是司法体制。理顺政法委、公安部门、法院、检察院的关系，探索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有机统一，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减少法院在人事与财政上的行政依附。坚持审判公开、判决公开并提高判决书的说理质量，消除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司法腐败现象。依法严惩贪腐以使官员畏惧而不敢贪腐，改变贪腐行为都是事后追究甚至很多盘根错节的贪腐行为未受追究的局面，使司法确实起到社会公平正义最终保障的作用。
八是行政体制。在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基础上实行大部门制，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推进公共财政预算改革，严控“三公消费”，落实政务公开有关条例。政府进一步向市场、社会转移权力，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力量参与的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格局，改变政府万能、“跑部钱进”、权力利益化、利益政策化局面。
九是干部制度。根据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的政治学公理，扩大公推直选、直推直选的范围，加强民意、竞争和制度在干部选任中的作用。消除买官卖官等吏治败坏、假大空套等八股官话和不少干部对上级像奴才般卑贱而对下级像皇帝般跋扈的官本位现象，扭转目前官场堕落带动全社会堕落的倾向，改变大量干部违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太多而经不起廉政调查的状况，限制干部特别是副部级以上干部的各种特权和超标待遇，遏制某些高级干部及其亲属子女特殊化的不断扩张。
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攻坚克难
在中国已进入全面改革阶段的当前，究竟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适合中国？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有效的实质突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是否缓慢和需要加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前承经济发展而后启文化繁荣？这类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非、真假、得失、进退和承启的问题，我们每位真正思考和认真研究政治的人无疑都有自己的清醒认识和理性评判，也都有权运用各种方式真实或违心表达，或者永远埋在心里而不表达。当然，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也常会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甚至争论不休，怒目相向。但中外历史和现实都雄辩地证明，这类评判绝不能仅由少数当局者当时做出，而必须主要由广大民众、旁观者和历史做出。因为一般而言，少数人的眼光有时是模糊和短浅的，而广大民众的眼睛是雪亮和长远的；当局者的评判有时是迷糊的，而旁观者的评判是清醒的；当时的评判有时是功利的，而历史的评判是公正的。中外历史和现实也都雄辩地证明，无视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拒不进行甚至完全背离民主化和法治化改革的当政者尽管很多，其中有些还会骄奢淫逸和得意忘形于一时或一生，但最终几乎无一例外都被世界潮流和广大民众所彻底抛弃，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不是权力和利益的附庸，而是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的守护神，知识分子在推进顺应时代和民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必过多在意自己意见能否被决策者采纳和重视，而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百折不挠，九死未悔，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责任感、高尚道义感、坚韧不拔意志和执着奋斗精神。所以我很鄙视现在那些受狭隘目的和权力利益驱动而对上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违心表达自己评判的知识分子，但愿他们若干年后重新回顾和审视自己今天的观点时能有良心发现，能因自己曾经像政客般利令智昏、口是心非和睁眼瞎说，而在内心深感羞耻、惭愧、忏悔、遗憾和自责。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今天为提出某些虽已滞后于时代和民意却还属正确的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而沾沾自喜和津津乐道时，其实我们也应为若干年前未能及时顺应时代和民意提出这些正确的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或者为若干年前提出的某些正确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后来体现为语言腐败或者化为乌有而深深自责和诚恳认错。同时为了避免不断重蹈覆辙，我们还应下大气力尽快健全和完善能够及时顺应时代和民意提出正确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并有效避免其今后体现为语言腐败或者化为乌有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取得了新进步。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包括“重庆教训”、官商勾结、道德失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在内的问题矛盾触目惊心。尤其在短信、微博、微信等移动自媒体盛行的现代社会，这些风险挑战和问题矛盾越拖延越不改革则越大。简单说来，就是中国目前不改革的风险明显大于改革的风险。当前不仅改革与灾祸、改革与危机在赛跑，而且改革与革命、改革与战争也在赛跑。尽管从理论层面说，鉴于当前全面改革中的每项改革都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并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引领、带动、推进和深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所以改革无论与什么赛跑，都必须保证跑在前面，否则条条都是不折不扣的死路！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经济上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政治上的某些问题，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近年来总体进展不快，是“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放慢的现象比较明显，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并形成推进改革开放强大合力的局面尚未出现。
很多人认定当前领导者在政治领域真正关注的是稳定和权威而不是改革和民主，所以对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真正有效的实质突破缺乏信心，对中国未来30年真正实行优质民主的前景比较悲观。人民日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一文指出：“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有人认为，既得利益的存在已成为侵蚀改革共识的一把利器，因为它在造就更保守的政治精英的同时，也把社会逼向激进。在保守的政治精英与激进化的社会构成的“双重夹板”下，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呼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这或许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有魄力和领导力真正推动，打破僵局，给出信心，收拾人心。而目前有时仅停留在“积极”、“稳妥”、“推进”、“深化”、“完善”等没有任何硬性约束和量化指标的表述上，这是极为可怕的。有人认为，没有危机无压力改革，有了危机又害怕改革，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两难困境。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像“温水煮青蛙”，水温不高时谁都觉得舒服而不愿跳出，但等水温高而清醒过来想跳出时已无出路。也有人认为，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权铁律”，因为反对民主化的帝国作用力太强，常常把民主化的动力和推动力化解于无形。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
毫无疑问，与倒退和前进相比，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体制机制环境最有利于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最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最大化。就像有人所云：“改革了这体制，我们怎么以权力寻租？”“改革了这体制，我们怎么当亿万富翁？”所以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倒退而资本受限，也不愿前进而权力受限，必定会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调动所有政治经济资源，最大限度运用一切合法非法手段，以各种冠冕堂皇却又自欺欺人的理由，极力阻止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使当前的体制机制环境尽可能长久地持续或固化。从当前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足是对既得利益集团过分让步的角度，可以说当前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阻力除了思想观念禁锢外，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有人提出，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张力，它对党和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压力。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变“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才能彻底缓解这种张力和压力。有人提出，当今中国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与其说已经固化，不如说正在急剧的演化之中，再加上信息潮流的转变，已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和转型提供了动力和空间。也有人提出，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当人们大讲改革要渐进、不能急时，往往就是不想改革。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不是激进还是渐进，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中国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只有走出“纠错困境”和“饰错依赖”，才能避免在转型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般而言，在当前这样一个利益博弈和过分“逐利”的时期，真正愿为政治体制改革勇敢担当、奉献牺牲、既“坐而论”又“起而行”和真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或“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勇往直前者会越来越少，而所谓“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急功近利或趋利避害的“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知多行少”、“说多做少”甚至“知而不行”、“说而不做”的现象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今后我们仍不深刻反思惨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十年浩劫”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革开放 ”的“重庆教训”，我们仍不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改革魄力和领导力不能真正展现，改革共识和合力不能真正凝聚，则不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口号喊得多么响亮，也不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表面文章写得多么漂亮，中国都很难出现真正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真实局面。中国最可能出现的真实局面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或劫持而长期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就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长期难以有效突破和协调推进。有人认为这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清末预备立宪前期、波兰和东德等东欧国家剧变之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的情况有点相像。长此以往，一旦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气氛恶化、危机因素累积或出现天灾、人祸、外患，则由民间主导的推倒重来、打到一切的极端思潮就会盛行并变为大规模暴力行动。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被动无奈地等待危机、革命或战争的降临，只有极少数既得利益权贵会在长期有序向国外转移财产和家属的基础上，脚底抹油而溜之大吉。
可以推论的是，由于灾祸、危机、革命或战争降临时间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中国目前这种缓慢转型的风险局面可能会长达几十年，也可能会短至几年。但只要政治体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或劫持而长期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只要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长期难以有效突破和协调推进，则灾祸、危机、革命或战争的降临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从历史的长远发展看，无论中国社会转型多么时间漫长，多么艰难曲折，遇到多少“可怕的”“惊涛骇浪”，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实现，必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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