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一些出版社而言这一过程有些疼痛，但它也充斥了机遇，肖东发认为，“虽然目前的图书出版改制并没有放开书号，但是某些方面依然为民营出版商供给了相较以前很好的出版环境，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出版社合作。出版社与民营书商协作有可能是今后最重要的图书出版模式。从内容、策划到资源上都能够涵盖在合作的范围之中，民营公司在此过程中，将匆匆脱离印书、卖书转向谋划，而出版社也将通过合作取得必定收益，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联。至于民营书商和出版社合作模式的构建，也是本次北大论坛中将会波及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
肖东发表示，改制的核心就是不能搞垄断，没有平等竞争的平台，就不会有繁荣的出版业。“像澳大利亚人口那么少的国家，有2万家出版社；中国台湾面积不大，有1万家出版社。我在台湾一所大学讲课的时候，学生简直全是出版社老板，而我们内地对于新闻出版管理的措施仍是依然落伍，全国图书出版社570多家、音像出版社400家左右、电子出版社200家左右。出版社不能随便注册，书号刊号也被牢牢把握，每一种出版状态的发展都被限度住。这样的结果，就是出版市场被无形‘束缚’住了。”
改制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出版改制的瓶颈呈现，目前的改制成果并不能称得上幻想，症结是不唤起一些出版社的踊跃性。但又必须否认，对于书号等中心问题，若要一挥而就改造到位又是不事实的。这就好似进入了一个悖论，不改制不行，改制又不能一步到位，目前的阶段是苦楚的必经进程。
对于目前一些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配合后图书出版品质降落的问题，肖东发也表白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道：“这种情形的产生是不可防止的，多少年前，‘三联风波’就引出了出版社品牌的维护与拓展问题。”“三联风波”是三联为了经济好处大批出版教材教辅图书，2004年经媒体报道，三联书店违背国家划定，以一号两刊情势发行两本杂志，与杂志原有的学术品位天壤之别。终极以总编辑汪季贤调离告终,北京大学总裁研修班。
2009年是出版改制元年，新闻出版改制时间表的出台，更将改制推上了快车道。然而，如何改出功效、改得彻底？肖东发将在今年中国文明工业新年论坛上发表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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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文尚
肖东发认为，对于出版社而言，需要保持自在的社会义务和价值，同时需要政府给予更加宽松的气氛，但也不能缺乏应有的领导与监视，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对出版业的掩护。
北京大学消息与流传学院教学肖东发直抒己见地表示，固然国度对出版业体制改革力度很大，推出了改制时光表，而且下发了出版体系改革领导看法，但捕风捉影地讲，目前出版社改革的进度和获得的后果并不太理想。从早期一些出版社提出的“企业化管理，事业化运作”，到当初提出的“企业化经营，事业化治理”，一些社长仍然不懂得出版社改制的意思。
肖东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授。
而对数字出版，肖东发表现，2009年汉王电纸书、亚马逊等电子浏览器的畅销已经表明数字化出版离民众越来越近，肖东发以为，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将来出版发展趋势，出版发展必需用大出版的视角。他说，“出版的基础因素是选编作品、加工复制和普遍传布，至于是否须要印刷跟纸张，并不是出版的要害。传统出版业长期处于垄断状况，数字出版的发展攻破了这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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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约束的结果，导致出版社在经营上、甚至是改革上受到妨碍。“上世纪20年代民国时代过眼云烟的出版繁盛、中国台湾蓬勃发达的出版市场等常常被人拿来证实宽松的出版环境对文化、出版繁华发展的重要性。实在，国家已经意识到新闻出版需要绝对宽松的环境，去年新闻出版总署对民营出版公司的‘正名’，便被认为是国家对民营出版公司在图书出版、推动社会文化传播方面主要性的认可。”肖东发说，“然而，咱们又留神到，虽然国家给予了民营出版公司正当的位置，但是书号依然没有放开。一方面，国家尽力推行改制，制作开放、同等的竞争平台；另一方面，出版社又紧紧控制书号、刊号”。这就似乎一位盼望孩子外出打拼的母亲，一面催着孩子离家，一面又为孩子套上绳索，牵扯住他的行踪。
数字出版给传统出版业和传统出版产业链带来了宏大的冲击，也给管理部分提出了新课题。但是他同时表示，虽然数字出版发展是必经之路，但是纸质图书不可能消散。（记者 徐楠 张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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