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年后，应聘于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1924年辞去教职，到山东自办教育，从事乡村建设。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过去说到梁漱溟先生，一方面的说法是“背面教师”、“固执的反动分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舛误，在此不说；另一方面，则是把梁先生说成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好像凝于梁先生一身，士林对梁先生“一代直声”的赞美，当证实我的见解大抵不差。我对梁先生的敬佩之心，不比时贤差到哪里，但是对于后者，却有一点自己的认识。
抗战暴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参加发动组织“同一建国同道会”，1941年改选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心常务委员，并任其机关报《光亮报》社长。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再说一点题外话，从来被士林推许的鄙弃显贵或者有骨气的民国“知识分子”，比如说王闿运、比方说章太炎，都是敢骂袁世凯的主，在我看来，这都不能算是单纯的“常识分子”，王闿运见了袁世凯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主儿，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章太炎是大学识家不假，可是他还有个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革命党，袁世凯见了，是要忌惮三分的，所以“邹容吾小弟”逝世于狱中，章太炎安然无恙，这样的政治资格，谁比得？学者谢泳提出过一个象征深长的问题，就是古代教育的基础，是在一帮传统士子的手中实现的，好比说蔡元培，蔡元培大家都比拟熟习：晚清翰林，老牌革命党，资历深沉，在教导这个范畴内，几乎是牛刀小试，当时的政界大佬们，谁不给个体面？要说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不是不能够，然而要说这些人的骨气跟成绩是知识分子的荣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对梁先生，我也做如是想。
过去有位朋友跟我说：你写文章不要老是列举史实，你要说出你的观点。我说，历史如此摇曳多姿，一不警惕就会掉入观点的泥淖。看看历来被士林传颂的梁漱溟先生的“骨气”，假如参照一下当时相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张申府，你得否认，梁先生这样的骨气，背地是须要底气的。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代哲学家、教育家。
编纂：碧荷
前未几，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在三联重版，我写了一篇对于冯先生的文章，把冯先生与梁先生做了一个比较，比较之下，才发现历史如斯意味深长。在此，也想就梁先生“九天九地”之外形再做几个比较。
纵观梁漱溟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丰盛多彩，之所以在文章开头选取三个横断面，是因为这三个横断面分辨代表了梁漱溟终生中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三十一岁(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成长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学印度哲学，是当时北大著名的传授，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段从三十二岁(1925年)到六十岁(1953年)，在这一段生涯中，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全国各地，开始发展农村建设，始终到组建民主联盟，再到被毛泽东邀请参加新政府却谢绝之，最后则是因为“九天九地”说开始“靠边站”的生涯。在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一个社会运动家兼政治活动家。第三段则是“靠边站”之后，开端写作《人生与人心》以及其余一系列著述，复归为知识分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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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在因“九天九地”的发言而“靠边站”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表示和遭遇，让我最轻易想到的是张申府先生。人们常说性格即运气，若是拿这话来对应梁漱溟和张申府这对老友人，则不是那么正确。张申府的性情与梁漱溟有若干类似之处，至少就顽强这一点来说没有问题，用张申府本人的话来说，他是“宁折不弯”的。两个人的阅历也有几分相似，都是在毛泽东担负北大图书治理员时期意识的毛泽东，张申府当时正好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1948年，张申府在《察看》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时局已经暧昧的局面下呐喊和平。很多研讨者以为张申府之后遭遇与这篇文章关联甚大。不外，就是在这之后的1949年初，梁漱溟还在《至公报》上发表过《敬告共产党》和《敬告公民党》两篇文章，仿佛，梁漱溟不因为这两篇文章遭遇什么“特别待遇”。从一些资料来看，毛泽东在北大藏书楼时代与他的这位顶头上司相处得并不是那个融洽。卑之无甚高论，至少我感到，这样的比较，是看到梁漱溟和张申府雷同性格不同遭受的一个角度。
著有《货色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城市建设论文集》、《中国文明要义》、《人心与人生》，辑有《梁漱溟教育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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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破后，历任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参谋。1988年6月23日病逝于北京。
《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就是集中叙述梁漱溟先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作者汪东林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政协工作，有机遇亲炙梁先生身前，因而懂得了许多底细，因为还没有来的及体系阅读梁漱溟先生的选集，因此不便说这本书的材料有多少是新的，多少是旧的。本文也不盘算探讨这个问题，只想就笔者对梁漱溟先生的思考，联合浏览的进程和盘托出，以就教于方家。
梁先生有没有骨气？谜底当然毫无疑问。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在个别人看来，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难的。不过，以我一颗迟钝的心想来，这个问题实在可以商议。民国以前，中国基础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抽象的说法叫“读书人”，学界称之为“士大夫”。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影响下，才催生出近代中国第一批存在现代意思的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这一律念，争辩素来就没有断过。我则偏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寻求知识、传布知识并且建构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固然狭小，但是界定起来却比较清楚，讨论起来比较简易。从这个定义动身，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对此，梁先生自己其实早有体认，《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曾经提到，在梁先生的最后岁月里，“梁漱溟始终对‘否认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说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偏偏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罢了。”按理说，梁先生没有否定自己是知识分子，后来者不该强做解人，其实不然，细心体味梁先生的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自觉”，而“问题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种“自发”的抉择。更何况，这是在梁先生暮年复归知识分子状况之后的自我体认，若是再早些年，梁先生奔忙于国共两党之间指导山河之时，又或者是梁先生触犯龙颜，发出“九天九地”之狮子吼之时，梁先生心中，可曾想过自己的自我定位？如果想过，我想单纯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无奈囊括梁先生的，否则的话，梁先生也就不用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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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脊梁：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最具传奇颜色和名誉的人物之一。从他的毕生来看，有多少个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23岁，当年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明，聘任其到北京大学任教。且当时有风闻，之前梁欲考北大而不得；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持续和谈。11昼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越日凌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新闻，不禁赞叹地对记者说：“一觉悟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题目，一时光成为民国期间最为有名的话语；其三是在一九五三年玄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产业，……工人九天，农夫九地”，从前农夫“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本日已不存在此局势”等等。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首领，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北大总裁培训，于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由于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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