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资助”都是广泛现象。不可能什么什么都靠市场调节。
记者：也有作家埋怨说期刊很霸道，以前是我们写什么你发就完了，现在是编辑的作用更大，比如他会找一个话题让作家来写，他有说明权，并且很随便地把不同作家放到统一个篮子里。
洪子诚：中国作协这样的组织，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发祥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工作，一是确立“当代文学”应遵守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当代文学”确立规范，另一个就是建立“专管文艺”的全国性(也是惟一)的机构。
记者：近年来，文学界与大学的关系似乎越来越亲密。建国当前到1980年代，作家跟批评家与大学关联比拟疏松，各级作协、刊物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组织者。当初，在文学创作、批评范畴，学者、教学们的作用越来越主要。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我感到问题的要害在于形成多种抒发道路，转变文学界的整体构造，使不同的力量之间造成相互制约。
说到文学批评，有一个问题大家常常提到，却很难解决，那就是批评家的独立地位问题。我认为，在中国，批评家和批评对象的关系过于密切，这对于坚持批评的严肃品德，老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我们都是“凡人”，情感上的、实际利益上的因素不可能绝对防止。有才情，有鉴赏力，拥有敏锐思惟当然很难，但是在我们的时期，要成为独立、因此也有些“孤单”的批评家，可能更不容易。
书店里，当代文学史教材已达30种之多。洪子诚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特点赫然。在叙述上，洪子诚分外器重文学的“外围”因素，包括文学生产、文学环境、文学体制、作家存在方法……而文学“内部”因素，洪子诚则将其放入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之中，并作出评判。
我想，问题不是资助是否必要，是否合法；而是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尊敬文艺及学术独立性的、有公道评定标准的、有一定公信力的资助制度。
洪子诚：“权力”是无处不在的，期刊当然拥有某种权力。素来没有过“我写什么你就发表什么”这种情况，除非这个作家在文学界拥有高尚权威，而刊物须要借助这种威信自我提升。
记者：是不是到了1979年，巴金等作家复出之后，作协体制才从新恢回生机？
记者：当时文学进入了转折点。但是，从1980年到现在，作协对文学生产起的作用还那么大吗？
你提出的文学生产的“学院循环”景象，也有可能发生，也确实是一个新问题。
当然，应当有另外的声音和力气存在，好比某种独立的、严正的，而不是热衷于泡沫炒作的媒体批评，某些“自在撰稿人”的写作和声音。
记者：现在良多年青作家，包括一些网络作家，还是盼望加入中国作协。他们在乎的是，如果有一个单位给你发工资，可能保证你的身份，还可以组织你出国，那是很好的结果。
弥补一点，对文学体制进行检查当然重要，但作家、批评家、学者也应该扪心自问，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如何保持自身思想、艺术发明的“自主性”。
期刊的权利很霸道吗
记者：建立作协这样的文学体制，初衷是什么？
洪子诚：所以有的学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一部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期刊史。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的构成，作家确破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都离不开文学期刊。抉择哪些作品，推进何种关注，引发哪些争辩，都是刊物所要考虑的。
洪子诚：我否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假如文学出产、浏览、评估都在大学里实现，在大学里轮回，文学文本只能供文学系传授、学生解读，那确切是问题，重大地说，也能够说是一种“灾害”。然而，目前是不是已经呈现了这种情况？这种描写的实在性还值得斟酌。
“十七年”，中国作协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有的人说，这种“权威”是国家政治权力赋予的，当然是这样，但当时加入作协，写作成绩是不可绕过的“门槛”。1990年代之后，文学的权威性显然大为降低。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
洪子诚：现代中国，大学在文坛占领一定位置，也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所谓“京派”作家、批评家，大多在大学任职。建国后，强调的是作家、批评家重视社会斗争实际的“左翼文学”传统，大学、文学研究机构的地位受到很大削弱。受看重的作家、批评家往往在文学领导机关和刊物任职，许多受到压制的作家、批评家被调配到大学或研究机构，比如废名、钱锺书等等。这是有意识地压低大学与研究机构在文学领域的发言权。
记者：但是期刊也体现着权力的偏向。
洪子诚：当时有影响的文学杂志的发行量，我想无奈和现在的期刊比拟。一些有名杂志，影响很大，但也只是在精英常识分子和文学青年之中传播。咱们过去编写的文学史，是站在“新文学”的精英态度上的叙述，容易给人造成“新文学”作品、期刊涵盖一切，拥有最多读者的错觉。但当时广大市民读者爱好的，恐怕还是娱乐性期刊或艰深小说。
洪子诚：现在的批评，主要由专门批评刊物承当，且大多文章篇幅较长，经常有很大的实践框架，发表在诸如《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这样的刊物上。它们的面目，基本上是研究性质的，这当然很有必要。
洪子诚：毫无疑难。在当代，特殊是1950－1970年代，文学标准，文学界斗争、批判运动，对创作的赏罚，文学实绩的校阅等，主要通过时刊实现。目前也还是这样，但是刊物在相当程度上有了个性发展的空间。
目前，不要说一部门作家的工资，就是大局部文学期刊，特别是所谓“纯文学”期刊及一些文学研究类刊物，仍属于各级作协或国家学术机构，它们得以保持，国家拨款是重要前提之一。
洪子诚：是的。等级还存在，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严厉了。从前，如“十七年”，文学刊物、文学出版社，中心主办、中国作协主办、处所作协主办，有着显明的等级辨别。
大学制作文学灾害吗
洪子诚：这种批评我也留神到了。解散？相当长时间内不大可能吧？当然，作协的详细运作方式肯定会有一些调剂。
没错，作家应该靠自己的实力赡养自己。政治不是权衡所有的惟一尺度，金钱也不是。片面强调作家的“实力”，也就是获取金钱的才能，也是一种成见。
现代社会，作家、艺术家解脱了曾经对王室、对贵族的依附，失掉“独立”表白的可能，这是一种提高。但“市场”并不是幻想的天堂。
有些担负要职的文学团体领导，或者底本与“文学”没什么关系，或者从未写出较高水准的作品，不大可能从“专业”的深度懂得文学生产。
洪子诚：要早一点。1978年初,北大总裁研修，文化部决议恢复所属艺术表演团体的原有建制和名称。同年5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其他协会发布恢复工作，中国作协最主要的刊物《文艺报》复刊。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期间，选举了全国文联新的领导机构，中国作协也改选理事会，选举主席、副主席。机构的组织方式和职员形成，根本连续“文革”前的格局。
不同的期刊、编辑之间，区别相当大。据我所知，许多期刊(包括出版社)的编纂，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艰难劳动。
记者：作协在下降本人的“专业”水准，是导致其影响力减弱的重要因素之一？
问题在于，大学教授为什么就不能占有写作“权利”和批评“权利”(评奖也是一种批评)呢？岂非只有作协里的作家和批评家才干领有这种“权力”吗？我想更换一种发问方式——为什么1990年代之后，不少作家会热衷于进入大学？批评的“重镇”为什么会向大学“转移”？这种情况对中国文学会发生何种利弊？
2006年11月26日晚，洪子诚接收了南方周末报的专访。
洪子诚：确实如此。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各种传媒的位置发生了错动。期刊这样的纸质媒体地位降低，而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地位大幅提升。
但是，作协，包含地方作协仍是相称有用的。由于它基础上是“官方”机构，控制着宏大的政治权力和物资资本。作协的功效，与“十七年”并不很大不同；与“十七年”有所差别的是，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定”，从着重发展残酷的文艺奋斗、批评活动，转移到侧重嘉奖轨制。从1978年开端，中国作协，以及地方作协和其余文明部分履行的评奖运动，名目繁多。种种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对作家获取文化“象征资本”，以及经济好处，都是十分有效的。
我想，比较理想的局势，可能是批评的多种格式的互补。
不过，像作协这样的组织，“左联”已经出现它的“雏形”；延安时期政党领导文艺的组织方式，也提供了经验。当然，也直接模拟了苏联的文艺体制。大家晓得，中国作协本来名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为中国作家协会，这应该就是与苏联“看齐”的结果。
记者：文学期刊的作用曾经很大，但1990年代之后，它的作用好像越来越小。现在的文学与文学期刊是什么关系？
记得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作家代表团拜访美国，发明美国作家很爱慕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专业作家”、“驻会作家”、“签约作家”制度，也就是国家对文艺的资助制度。
文学批评方面，如果报纸等媒体渎职，那也应该对批评的“学院化”负有一定义务。
不外，那种较为短小的，相似1930年代刘西渭(李健吾)，还有沈从文、鲁迅那样的包括更多休会的，更灵敏(也更尖利)的批评，却被疏忽了。这确实是目前学术体系影响的成果：这样的文字，在大学和研讨机构，在评定职称和述职时，不被看作“学识”。批评也因而在很大水平上失去与宽大读者的接洽。
当然，所有文学刊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包括观点最隐藏的期刊也有自己的选择。选择与谢绝，稿件的处置方式和编排方式，都体现着“权力”，说“霸道”也不无不可。最好的措施，就是我不认同你，我自己办一个刊物，这就是出现许多“民办”诗刊的原因。
批评作协的人，有的是出于对文学将来发展的关怀，有的可能是因为没能在这个体制中得到料想的利益，情况很庞杂，不能一律而论。
记者：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大学教授的说法成为文学很重要的断定根据，作家也很高兴地臣服于他们的评价，这在我看来是不正常的。大学可以介入文学生产、进行价值判定、编写文学史，就差没自行出版了，如斯说来，文学基本上可以在大学内部自行关闭循环了。
1980年代开始，文学总体上离弃“左翼”和延安文学传统，学院(包括研究机构)在文学界的地位也得到了晋升。大学的作用，主要表示在“经典”的筛选方面。现在的许多作品，好像只与大学、专业研究机构产生关系。比如说某部作品发表或出版之后，大学组织研究会，老师研究批评。媒体组织的探讨会，与会者也大多来自卑学。学院还进行文学史教材编写，作品选的编选，这些工作对树立所谓的“文学史秩序”，都起侧重要作用。
中国作协等组织，章程上的说法是“作家被迫联合的大众集团”，事实上主要是国度和执政党对作家、对文学生产进行引导、把持，保障文学规范实行的组织。当然，它对作家艺术交换、创作活动、合法权利保障也起到了必定作用。
洪子诚：毛泽东认为建国以后文艺界履行的是资产阶层路线，所以，“文革”期间作协(连同它的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宣扬部)瘫痪了。“文革”时掌握文艺界的，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以及由江青、姚文元等人控制的国家文化部。
不过，一个重要事实是，绝对于“十七年”，文学评价机制已经不可能完全由作协这样的机构垄断、节制。1990年代以来，各种“民间”机构也开展评奖活动；而作协的“经典”评定，即便是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也不一定都得到普遍承认。大学文学教导和文学史写作，也不会以它的评价作为基准。
记者：大学开始“养作家”，作家当上了博导、文学院院长。大学不仅掌握着评论权，甚至还插手创作领域，比如有的大学颁发写作硕士学位。大学教授兼任作协负责人，还参加各种评奖……这畸形吗？
学院的上风和弊病，都有可能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产生值得警戒的影响。最直接的成果，可能是导致写作、批评缺少直接生活教训，教条僵化，削弱鲜活的性命力。当然，一切事件都不是相对的，我说的只是有这种可能。
1939年4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养、研究。主要著述有《作家姿势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式》、《文学与历史叙述》等 （图片由洪子诚供给）
作协的权威还“专业”吗
而现在的情况，可能迫使具备文学“自主”意识的从业者，寻找门路另建带有“自主性”的文学圈。虽然这种尽力不一定能胜利。
记者：今天最活泼的中年作家，都是期刊的“产物”。连文学流派的命名，比如先锋派、新生代、朦胧诗、“70后”、“80后”，等等，都是期刊的力量。
不过，在某些特定时期，文学期刊还是相当重要的。比如“十七年”，现代消费性通俗文化受到排挤，文学弥补了人们的精神空缺。而1980年代，消费文化还没正式登场时，文学承担了思维解放、政治预言、感情宣泄等众多功能。就像北岛说的那样，当时的诗人“戴错了面具”，表演了先知、斗士、牧师、代言人等角色。
记者：“文革”期间作协好像结束活动？
记者：媒体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在削弱。过去的报纸副刊有许多短小的批评，现在大部分都砍掉了。
记者：作合作为一个正当存在，受到的制约、批驳越来越多。比方说这多少年有很多人喊遣散中国作协；它的评奖也每次都有争议。
洪子诚：你对情况的描述可能不很正确。的确有不少作家、诗人到大学任职，比如马原、格非、王家新、西川、柏桦、多多、梁晓声、曹文轩、萧开愚等。实在，他们中有的本来就始终在大学里。而且，大多数作家也并不在大学任职。1990年代市场化之后，许多作家，特别是诗人靠写作到达一定生活水准已经很不容易，作协的资助也不是那么轻易实现。作家、诗人当然要寻找“前途”。经商是挑选之一，比如目前有不少诗人、作家同时也是书商，或从事其他贸易活动，还有许多人在报社、刊物等文化部门供职。诸多取舍中，大学也成了较为体面、较为稳固的去处，这是必定趋势，无所谓好与不好。
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包括作协在内的“官方”把握着的各种资源及其影响力，这仍旧是主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施展的作用，对制衡文学写作、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后果依然是踊跃的，应该得到充足确定。
洪子诚：现在，作家不加入作协，也不妨害其作品的发表、出版，并取得很高的评价。当然，大多数作家还是想参加中国作协的，这仍代表一种资历和评价。
不过，我也不以为作协的作用完整是消极的。
文学体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现在虽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但是对意识形态的治理，仍旧是一项存在“策略意思”的“工程”，作协这样的机构，还是有其价值的。
确实，“赞助”制度有可能销蚀作家的“独立性”，滋润依靠性，但有时这种制度也能为一些精力生产提供保障。比如，像昌耀这样长期处于“边沿”、相称长时光不被“主流文学圈”认可、而且永远不会被“市场”认可的诗人，青海作协为其提供生涯保障，就不应该受到鞭挞。
“十七年”的作家协会，只管有诸多问题，但“专业性”还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保护。
洪子诚：比起“十七年”(1949年－1966年)，作协的影响应该说有显著削弱，但它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削弱”的原因，一方面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社会、文化“转轨”，国家对文学的关注度降落。另一方面，除了作协这样的国家意识状态部门之外，也出现了多种影响文学生产的气力。还有一个因素———出于多种起因，作协一直降低本身的“专业”威望水准，这也导致了影响力的削弱。
洪子诚：这也阐明作协还很有用。
记者：刊物的等级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更？
媒体的声音，自由写作人的声音，学院的声音等等，涌现多种声音。作协这样的文学体制也会吸纳某些看法，但它仿佛不太在乎多种声音的存在。固然受到许多批评，但作协的存在一点也没有受到摇动。
洪子诚：目前，在组织文学活动，推出新人和新作方面，文学刊物的作用仍不可低估。当然，期刊在大众中的影响力确实“越来越小”了，这不是期刊自身的问题，而是全部文学在社会文化空间的地位减缩的问题。1980年代，在社会文化空间中，文学处于核心位置，现在风行文化、花费文化代替了它。
记者：“五四”时代，现代文学时期，期刊发行量大吗？文学位于文化的中央吗？
记者：当时文学力量很大，期刊很有影响力。比如作品在期刊上发表之后，报纸会转载，会发表评论，电台会播送，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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