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还有一种认识，或叫觉醒，就是认为英国宪政胜利、有效，是靠英国人民争取来的。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加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乞降争取来的。自己不要求、不争夺，是不能实现的。在大众没有要求的情形下，靠犒赏是不行的，一纸公文，不用。当时，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划定了国民的一些权力，但不外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选举时，让他们走多少十里地去投票，他们不去，没有时光，把选举权送给他们，他们还不要。我看到这一点，觉得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度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本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详细的做法，我假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协作社，由初级到高等，由小规模到大范田；引进进步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涯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进，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产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进步是互为因果的关联，出产技术改造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良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迷信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相互影响，互相增进。应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须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干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巧，能力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可能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坚固和发展。
我的家庭，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我是怎么去搞乡村建设的呢？怎么起了这么个动机呢？这要从我的中学时期说起。
搞乡村工作的幻想、意愿断定后，我总想找一个地方尝尝看。首先我抉择了广东。我成长在北京，工作当前，又在北京大学教书，怎么取舍广东实际我的理想呢？由于我看广东有一个便利前提，就是我的明友、孙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控制政权。他盼望我去，我也想去，我就从北京去了广东。
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法去搞乡村工作，以这样一个主观欲望为领导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这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时候的事。
河南村治学院是王鸿一先生向当时占领河南的冯玉祥倡议， 得到冯玉祥的援助搞起来的，开办人大部是河南人，经济上重要是靠河南地方上的力量。村治学院的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耀祖（字仲华）和王怡柯，都是河南人。为什么一批河南人提倡和支撑村治呢？河南省地处中原，自古以来是主要战场，战役给河南造成重大的损坏，人民禁受了很大的苦楚。战争中，败兵逃兵四散，良多人落草为匪，更多的变卖枪支，所以河南土匪多，乡间消散的枪支多，社会秩序很不安宁。为了自卫农村建立了一种武装组织，叫红枪会。它是凭借宗教迷信把人团圆在一起的，经常被人利用。红枪会的首领大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把握了红枪会后更有势力。红枪会被有钱有势的人利用，彼此之间时常发生磨擦。建立红枪会本来是好事，但是也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就想改变这种局面，教导农民，废除科学，不被应用。基于这种念头，他们办村治学院。
我在广东时，没有用乡村建设这个词儿，用的是乡治，这是从中国古书上借用的一个名词。我想在广东收一批学生，办乡治讲习所，把我的乡治主意和方法，讲给他们听。后来，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没有实现，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机关，我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报告，讲了乡治的意思和措施。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很关怀国是。那时候，中国很落伍，常常遭遇到帝国主义的侵犯和欺负。我以为，要转变这种局势，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革，救国也必需从政治入手。依据当时的常识，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政一开端不是靠宽大人民，是靠中产阶层，靠有钱的人，后来范畴逐步扩展，工人和劳动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大的国民有权与闻政治。因而我认为英国式的宪政是最理想的政治。这种认识当初看来，当然是很浅显的主意，但是在当时，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识，可以说是要求改造中国政治者的独特认识。举例来说，清末中国很多人要求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开国会，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袁世凯称帝后，全国请求宪政，这些都是学习英国。还有，中国联盟会改选为中国国民党时，国民党的党章，也是参照英国式宪政政党的,北京大学总裁研修班。
因为我搞的乡治，与他们搞的村治差未几，他们欢送我加入，清我接办《村治月刊》，担负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学院的详细工作。我很愉快地接收了他们的邀请。当时，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筹建，我便把筹建工作抓起来。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说明了河南村治学院的主旨。这篇文章收入我的文集中。我还起草了村治学院的章程等。一九二九年底，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四百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持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一九三○年十月学院也就停止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作者:梁漱溟）
是年春天，我回到北京。这时，北方有一批友人，在思维上与我共识，也在搞乡村工作，但不叫乡治，叫村治，在北京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村治月刊》是王鸿一先生创办的。王鸿一，山东人，曾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很有名气。他与阎锡山、冯玉祥等都是朋友，给他们提提议，是他们的座上客，但是他不当官，不做他们的部下。《村治月刊》在北京出版，钱主要是由阎锡山捐助的。那时，阎锡山在山西省搞村政运动，省政府设有村政处。村政处的义务有两个：一是禁吸毒品，即禁抽大烟；二是禁妇女缠足。一九二九年我从广东回北京途中，曾往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和山西考核当地农村工作。
一九二九年正月，我离开广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农村情况，写了一篇论文《北游所见纪略》，后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可是，未几政局产生了变更。当时，中国有不少的军事政治巨头，蒋介石是一个巨头，李济深是一个巨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也都是巨头。南京公民党政府成破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儿，盘踞中心的引导位置，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巨头，其余的都成了处所巨头，要听蒋介石的。蒋介石若是可以信赖人，原来是能够团结住这些人的。然而，蒋介石不是这样，他消除异己，要把这些巨头逐一革除掉。这样就先后暴发了蒋介石同桂系、同晋系阎锡山跟西北军系冯玉祥等的战斗。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权势，把李济深囚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软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农村建没打算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分开了广东。这是我搞城市工作的第一阶段。
编纂：碧荷
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此至的。跟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介入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加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搞起来。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刚强牢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提高的新中国。
地方武装集团训练员养成所是干什么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地方名流很有气力，他们建立了武装力气，叫民团。名曰维护地方，避免土匪，实为掩护本人。广州与香港相近，贸易发达，商界的势力很强，也组织有武装力量，叫商团。一九二四年，国共配合，广东的革命空气很浓重。共产党在乡村搞农民活动，组织农夫协会，树立农夫的革命的武装，叫农团。李济深领导搞“地方武装团体练习员养成所”就是想要训练一批人，毕业后到各县地方当武装训练员，把民团、商团、农团搞在一起，防止左派和右派武装力量的抵触。我讲课时，听讲的训练员有千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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