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龄贵获硕士学位时，抗战成功，联大结束，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辨复员北返。方龄贵因家庭起因留在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一年，旋转入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校藏书楼长，1987年退休。
姚先生教我习读汉文史料，不但把案头常用的四部备要本《元史》赠我，要我认真点读，还把叶刻本《元朝秘史》、《蒙兀儿史记》长期借我披览，指导我如何准确看待史料的收集、收拾、辨伪、应用。要我凡有述作，必须尽量用原手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万不得已援用转手史料时，必需注明出处，切忌直接称引。姚先生还划定我每礼拜三下战书向他汇报读书心得，呈交读书笔记和对《元史》的圈点，见我偶有失误，立刻检出斧正。
方龄贵：姚先生早年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部毕业后赴德国留学13年，师从汉学家佛朗克教授及蒙古史专家海涅士教授，治匈奴史、蒙古史。他曾在柏林大学任讲师，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史学系教授，主讲蒙古史、匈奴史，名声大振。姚先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开设过宋史、辽金元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方式等课。历史系原有中西交通史一课，由向达先生主讲，并不属姚先生分内之事。1943年初，向先生应邀参加西北史地考核团,北京大学总裁研修班，任历史考古组长，行将成行，中西交通史是全学年的课，上学期的课已停止，下学期的课无人来接，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排课时十分难堪。姚先生为顾全大局，断然不计半途接课的难题，挺身而出，把课接了下来。姚先生开设中西交通史乃是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一时传为佳话。
邵先生粗通法、英、德、俄、日、波斯文及突厥语文，充足控制中外蒙元史有关史料，特别精于语言对音之学。
南方都市报：当初留在昆明时的工作怎么样？
毕生情系西南联大
方龄贵：我在毕业前结婚了，我太太就是云南人。昆明当时有一个作家叫刘澍德，他是我太太的老师，他介绍我们认识的。1943年认识，1945年结婚，我的老师姚从吾先生是主婚人。所以我就留在昆明，没有回到北方了。
方龄贵精力充沛，讲话中气十足，听力却不大好，需靠书面交换。一说起西南联大，他谈兴甚浓。我提起何兆武的《上学记》和汪曾祺写西南联大的文章，他说：“何兆武、汪曾祺都是我的老友人。何兆武每次到昆明来，都到我这儿来。汪曾祺和我都是沈从文门下的师兄弟，我搞文艺的时候跟汪曾祺交往比较多，后来他搞文，我搞史，就不是同行了。”
1942年历史系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两位导师就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这恰是我求之不得的。
南方都市报：1938年，你在长沙报考西南联大历史系后，和同学从长沙徒步到重庆46天的阅历是怎么样的？
南方都市报：邵循正先生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尔后接洽还多吗？
从20岁进入西南联大之后，方龄贵先生就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现在，他依然生活在云南师范大学俭朴的老师楼里，天天读书写作，甚少下楼。书房里堆着众多书刊，蒙元史的资料尤其多。未几前，他还发表蒙元史的研究文章。
方龄贵谈到动情时，不禁咳嗽了一会，又兴高采烈地想谈西南联大往事。方龄贵的儿子方铁是云南大学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研究核心教授，热忱地送了几本关于西南联大的书。闲谈中，他告诉我们：姐姐方慧、弟弟方钢均受父母书香沐浴，现在也都是大学教授。
姚先生对学生在生涯上也非常关怀。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研究生的津贴基本不够用，姚先生晓得我举目无亲，除批准我在中学兼课外，还想法让我在他所主持的中日战斗史料征集委员会辅助翻译一点日文材料，获得若干报酬。此外还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为我谋到一个半时教师的地位，通过讲课，一方面进行教养实际，同时也增添一点收入。
南方都市报：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中，有哪些名师让你印象深入？
方龄贵：我中学在湖南毕业，所以考大学是在长沙考的，当时报考了西南联大历史系，但是在等发榜的时候，长沙危急，日本兵已经打到岳阳。我们6个同班同学，跟我最好的同学是苗力田，他后来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研究希腊哲学，现在已经逝世了。他在我们同学中年纪比较大，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从长沙到重庆走了46天。在我们从常德奔桃源的路上，遇到一个烂眼边的人，自称是从火线退下来的伤兵，眼睛中了敌人的毒气，想回沅陵，却缺乏路费，说得可怜巴巴的。我们动了恻隐之心，许可帮他一路到沅陵，和我们同吃同住。他感谢不尽，表现过意不去，自动提出乐意替我们挑行李作为回报。我们信任了他的话，就把6床被子分作两头给他挑着，他促走在前面。哪知薄暮赶到前面约好住宿的鸡毛小店时，此人竟不见踪迹。大家才觉悟过来，本来赶上了骗子，不免有些沮丧。苗力田抚慰大家说：“经一事，长一智，以后不要受骗就是了。况且行李也是身外之物，这也减轻了我们一些累赘。”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也就坦然了。从此我们就每人背着一个累赘，扁担也不要了。沅陵是沅水流域一个有名的码头，山净水秀，是沈从文先生笔下一个主要题材，他的小说《边城》写的就是沅陵一带的故事。《边城》的女主人公翠翠给我印象很深，我特殊到江边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翠翠。(笑)
1946年5月，由姚先生主持，聘任雷海宗、徐炳昶、毛子水、向达、唐兰、吴晗多少位先生组成问难委员会，通过论文答辩，我取得硕士学位。
方龄贵：当时同学们称雷海宗先生：“声音如雷，学识如海，自成一宗”，给我印象最深。另外一个老师是向达，他是湘西土家族人，知识是异常渊博、严谨。姚从吾和邵循正都是世界著名的蒙古史专家。这两位先生都是受考据和汉学的影响，后来他们是我的导师，我写的文章因此也都受考据和汉学的影响，我出的书基础上不出这个范围。这两位先生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朴实、恳切，不厌其烦，可以说，两位都是一代名师。投在这两位先生门下，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方龄贵：在“文革”当中，我没有碰到太大的麻烦。一个是我的出身比较好，是农夫，当时是惟成分论。另外，我除了教书，没有跟官场和市场产生关联。“文革”当中我还兼着图书馆馆长，给我加了一些罪名，说我是宣传“封、资、修”。“封”是封建，因为学历史的，古书就买得比较多，最好笑的一条是说我“三千块钱买了一部书”。批评我的时候，工宣队大吃一惊，实在三千块钱买一部什么书呢？是四部丛刊，有几千本，现在三十万都买不到。我还买外文的书，说是我宣传资本主义，买俄文的书，说是我宣扬修改主义。(大笑)后来一落实，都不成罪名。三千块钱买了几千本书，还有当时买的外文书、俄文书，现在都成了图书馆的收藏了。
南方都市报：姚从吾先生上课的风采如何？
编辑：碧荷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对蒙元史发生了兴趣？
●他师从姚从吾和邵循正，奠定终生严谨学风。
南方都市报：邵循正先生上课又是什么样的？
在昆明生活了60多年，方龄贵认为云南实际上已是他的第一家乡了。他回想，1961年到北京拜见恩师邵循正，邵先生想调他赴京帮助校正《元朝秘史》，不料大失所望，商调函来了几回，学校不肯放人。“文革”一来，此事更无从谈起，邵先生亦过世，至今引为终天之恨。
方龄贵，1918年生，吉林前郭人。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2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6年获硕士学位。曾任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长。著有《元朝秘史通检》、《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通制条格校注》、《元史丛考》等。
数十年间，方龄贵致力于蒙元史研讨，出版了《元朝秘史通检》、《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通制条格校注》、《元史丛考》等专著。
南方都市报：进入西南联大后，感到当时的学风如何？
“这就是那个到边城找翠翠的人”
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方龄贵选修了姚从吾主讲的辽金元史和邵循正主讲的元史，信心专攻蒙元史。1942年秋本科毕业，接着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南方都市报：“文革”当中你的处境如何？
方龄贵：我的母亲是蒙古族人，有血统关系。沈从文先生不但为我修改文章，还常常把一些中外文大名著借给我浏览，其中有一本是国学根本丛书本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我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沈先生借书给我时，要我注意此书文字是如许古朴天然，富有生命的活气。我读了此书，为书中蒙古草原的澎湃气概和粗暴风情所吸引，联想到早年的种种经历，倍感亲热。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中仍然可见西南联合大学的旧迹。穿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道旁立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雕像，再往前去，教学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李公朴先生之墓相依为伴。树荫处，是冯友兰撰文的国破西南联合大学留念碑，其中有句：“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力，转移社会一时之风尚，内树学术自在之范围，外来民主碉堡之名称，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1918年，方龄贵在吉林省前郭县吉拉吐乡锡伯屯村一个清苦农夫家庭诞生。1935年初进关到北平，考入东北中山中学高中部，后随校迁往南京板桥镇。抗日战役暴发后，随校迁往湖南湘乡县永丰镇，1938年毕业，在长沙报考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时岳阳沦陷，长沙危急，等不迭发榜，和另外5位同窗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46天。路过沅陵，从报纸上看到录取名单，知道录取在西南联大。
方龄贵：我在中学的时候，不必膏火，但是零用钱还是没有，我的作文比较好，那时候就开始投稿给上海《申报》、香港《大公报》，拿稿费来支撑生活。我第一篇文章的稿费是三毛钱，(笑)后来就多了，生活费就够了。我的中学老师给我介绍一本书，是沈从文写的《边城》，我写文章受沈从文的影响很大。到了昆明以后，我持续写稿，很爱好文艺。正好沈从文也在昆明。实际上，沈从文后来跟我讲，那都是假想，并不是真有其人。
南方都市报：在西南联大时怎么认识了沈从文先生？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生活有什么变更？
方龄贵：我的研究生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轨制考》是姚先生创意，与邵先生独特约定，在两位业师指点下实现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蒙元史的研究上有什么心得？
方龄贵：刚开端生活还可以，后来物价飞涨，我们一个月可能拿到一亿元，去领工资的时候一大堆，但是买货色的时候不值钱，后来到市场上换硬币，一亿元有时只能换到几块钱，连买一双鞋都不够。所当前来大家把纸钱当废纸，用来糊墙，到厕所当草纸。(笑)没有措施了，就到中学去兼课，中学发的是“半开”，委曲能够保持生活，我在昆明教了十来所中学，这些中学后来出了很多人才。日子始终熬到解放，发国民币，问题才得到解决。
方龄贵：姚、邵两师均是蒙元史大家，各有千秋，井水不犯河水。两位先生在如何培养我的问题上是有明白分工的。
方龄贵：我们那时候是穷学生，好在那时候物价比拟廉价，我们在路上住鸡毛小店，一毛钱连吃带住就解决了。到了重庆以后，已经知道我考取西南联大了，当时路费成问题，我就向我的老师同学借，他们赞助了我一点路费，我才到的昆明。
再有，联大的政治空气比较好，民主迷信、兼容并包，联大的老师里也有一些比较提高的像吴晗、闻一多。这样，联大在学生运动里就走在前面。还有，联大受到地方上的支持，龙云是个地方军阀，但当年他对联大在地方上的支持是不容否定的。龙云跟蒋介石有必定的抵触，所以他多少也有允许民主的思维，学生活动在云南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方龄贵小传
南方都市报：你的研究生论文如何完成？
方龄贵：邵循正先生几次通过北京大学、中华书局调我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文革”期间，管人事的人告知我，北京大学几次来信调我，但是当时的党委书记不赞成，他的话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放我一个人，可能有更多的人要调走，就没有放。本来邵先生约我去北京，是帮他校订《元朝秘史》，后来因为调我没调成，这部书他也没有搞成，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但是后来我觉得没有调成去北京，也好，因为对昆明我仍是很有情感的。
1945年，邵先生赴欧洲讲学，指导的重担落在姚先生一个人身上。姚先生认为，通常把大都(今北京)作为元朝惟一首都，并不很妥善。元朝诸帝自世祖忽必烈以下，个别阴历二三月间赴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带同后妃百官前往，照常处置政事，住上半年光景，到八玄月间返回大都，成为一代定制。这绝非为了所谓“清暑”，实际象征着有元一代履行的乃是两都并立的制度。我遵守姚先生的思路，征集大批史料，综合剖析，证实姚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情形是：大都便于对内地的统治，上都则侧重对蒙古故地的照管，不妨说有点二元帝国的意思。
南方都市报：刚进西南联大时，你的主要兴趣是文艺，后来才转到史学研究上？
方龄贵：姚从吾先生去台湾以后，解放以前还来信叫我给他买书，解放以后就没有联系了。
南方都市报：姚从吾先生去台湾之后，你和他还联系吗？
南方都市报：抗克服利后，你为什么不随学校复员北返？
邵先生则为研究生专门开设了“蒙古史研究”、“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地之研究”两课。当时听讲的除我以外，还有一位清华的研究生，后来这位同学中途辍学。在蒙古史研究课上，邵先生主要是讲《元朝秘史》、《至元译语》、《华夷译语》，还教过我波斯文。对于《元朝秘史》，主要从汉字标音蒙语、旁译、总译等方面加以论证，并以《元史》、《圣武亲征录》互校订勘。以为《秘史》总译遗漏之处不少，于是着手撰写对《秘史》总译的补正。
方龄贵：我考西南联大历史系，重要是想读清华大学历史系，由于我崇敬的作家端木蕻良、孙毓棠都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出生的，我想清华大学历史系是培育作家的，实际上不是。所以我在大学的头两年加入了一个叫做南荒社的文艺社团，这时候主要搞文艺。后来在联大历史系里，姚从吾讲辽金元史、邵循正讲元史，这些都发祥在东北，我的老家就是在东北，所以我听起来很感兴致，后来我就改了行，不搞文艺了。
方龄贵：首先，基本功要扎实，就是说要纯熟掌握基本史料。治蒙元史，最基本的史料做作是《元史》。此外，元人文集、诗集、笔记也都有关蒙元史的重要史料，元代碑刻也有重要史料。其次，眼界要宽。这有两层意思：元朝是中国的一个封建王朝，元史属于中国史的断代史，所以治蒙元史，不但要懂元史，而且对高低关系的《宋史》、《辽史》、《金史》、《明史》也不可略而不读。再者，蒙元史又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蒙古人最强盛的时候，曾驯服或统治过亚洲和东欧的宽大地域，治蒙元史不但要精通中国通史，还要理解世界史，并把握这方面的史料。治学也要严谨。凡所著述，免不了旁征博引。首先一条，必须尽量用原手资料即第一手材料，偶有必要不得不引用转手材料，必须注明出处。
我们还遇到一股土匪，那是在川东黔江县一个叫马槽口的地方，是一条小路通往公路的地方。当我们在小路旁的茶馆喝茶时，老板娘惊惶恐慌劝我们赶紧上路。在我们从小路踏上公路时，见到公路上有工人在修路，认为没事。没料到忽然从山坳里窜出三四条中年汉子，其中一人背着大枪，其余的手持斧头砍刀，他们以“检讨”为名，对我们一一搜身。当他们正举起枪刀，要挟我们转入山坳预备洗劫时，突然对面有汽车开过的声音，他们慌张皇张，抢了我们一个同学的包袱，就往山坳里逃去。汽车停了下来，我们在惊惶之余，手足无措，有人主意乘汽车回县城。苗力田不同意，他说乘汽车回黔江，改日还得走这条路，还要挨抢，索性不如继续上路，走一程，算一程。大家认为这话有理，就拔腿又往前行了。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几年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原因何在？
●他是蒙元史专家，学术结果斐然，造就学生无数。
方龄贵：西南联大所以培养这么多人才，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像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联大的常委梅贻琦所讲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良多老师像历史系的陈寅恪、向达、钱穆、姚从吾、邵循正等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另外，学生的起源，大局部来自失守区，都是有爱国主义思惟，不乐意在日本统治下学习，来到后方。云南的同学也有机遇考取，这些同学在中学里成绩都是首屈一指的高材生，或者有家学。
方龄贵：邵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后考入清华研究院，改攻中国近代史、蒙古史。后留学法国，师从东方学巨匠伯希跟治蒙古史及波斯文，成就优良。当时伯希和开设《史记》一课，邵先生前往旁听，刚走进教室，伯希和见了，即时分开讲坛迎上挡驾，对邵先生说：此课是给法国学生开的，你不用听了。邵先生后来又往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蒙古史一年多。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西南结合大学、北京大学讲解中国近代史、元史、蒙古史、波斯文。
方龄贵：当时西南联大的学风就是校训所标榜的“坚毅坚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物系教授李继侗，他是生物系的系主任，他的儿子也在生物系，然而有一次，他儿子参加年度测验，成果给他的一个不合格，让他补考，我感到这很不轻易。联大的学风就是这样，无比谨严、认真。当时生活上各方面确实很艰苦，老师穿戴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同学也是生活很苦。我们当时都是衣着长衫，有一个中文系的同学，穿长衫到一个女子中学去兼课。女孩子对年青的男老师十分留神，从头看到脚，这个男同学当时没有穿袜子，一时情急智生，把腰弯下去，把脚遮住。他回来一讲，我们都哈哈大笑。这个人后来在华中师范大学当传授。生活很艰难，但是上课是很当真的。当时上课在当初的云南师范大学，日本飞机一来，咱们就从后门跑到山上，但是都还带着书，教授也跟我们一起跑警报，有时候课不上完，教授就让同学会聚起来，在跑警报的处所上课。
●他沐浴西南联大的一代学风，作文受沈从文的教益。
“姚从吾、邵循正两位先生分工教我”
方龄贵：我留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做讲师，是姚从吾先生介绍给云大历史系系主任徐嘉瑞的。我在云大当讲师的时候，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蔡维藩也是我的老师，他再三托人跟我讲，让我回到昆师，所以我到云大一年里，有半年时光在昆师兼课，取代姜亮夫讲中国通史。到了1947年，他就完整把我拉到昆师，后来做了教授、校图书馆的馆长。
记得邵先生在讲演中引述了《黑鞑事略》徐霆疏所著录蒙古早期差发之重，连教学行和乞儿行也要出银做差发，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贫寒。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胡丞相就是主治汉民的普上断事官失吉忽都忽，“捺杀因”蒙古语的意思是“很好”。讲演一结束，主持讲演会的罗常培先生站起来说：“感激邵先生给我们作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讲演，有这么多的同学来听。我一贯不会作诗，今天有诗人吴雨僧先生(吴宓字雨僧)在座，更不敢班门弄斧。我现在只想套用邵先生所引的《黑鞑事略》那四句诗略抒我的情怀。”罗先生套改的四句诗，头两句是“教学行中不纳银，生徒繁众且安贫”，第三句现在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第四句却记得是“笳吹弦诵捺杀因”。话音刚落，又爆发出震撼屋瓦的掌声。
南方都市报：你到了重庆后，要到昆明西南联大的路费怎么解决？
后来指引我走上蒙元史治学之路的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依照联大的规定，历史系的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要选修两门断代史，我却选了四门：宋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辽金元史和元史。辽金元史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都崛起于东北，辽金元史很大部分讲的是东北史，我故乡的历史。其中元史部门和后来加选的由邵循正主讲的元史，因为在我身上流动着蒙古族的血脉，与生俱来，倍感亲切。联大规定：凡学生毕业前要交一篇毕业论文，导师由本人聘请。我请邵先生为指导先生，并商定论文题目为《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这是我有关蒙元史的第一篇习作，但由此引发了我研究蒙元史走治学途径的决心。
萧乾是《大公报》副刊《文艺》的编纂，我给他投过稿，这篇文章叫《雪夜》，得了十块稿费，后来我就意识他了，时常在《文艺》上发表文章。我到了联大以后，他有一次到昆明来组稿，宴客吃饭，到昆明一个著名的云南菜馆子叫东月楼。萧乾也请了沈从文，就先容我给沈从文，他说：“这就是那个想到边城找翠翠的人。”(大笑)沈从文听了，哈哈大笑，因为他明知没有翠翠这个人。这原来是一件很傻的事件，但是沈先生觉得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就对我说，可以常常到他家坐一坐。从此我就拜他为师，后来我在重庆《大公报》、香港《至公报》写的文章，都是先经他过目修正，由他寄出去发表的。
方龄贵在昆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培养学生无数。他自许：“教书岂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导之’，一乐也。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空虚、很满意、很幸福、很骄傲，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假如有第二次性命，我将绝不犹豫地依然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讲坛。”
邵先生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报告，讲的是《元遗山与耶律楚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吸引了许多人来听，时间在晚上，教室里坐满了人。老师中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都来了。我做了笔录的筹备，不料开讲不久就电停灯熄。等了半天，电还不来，邵先生就离开手拟的提纲，摸着黑继承讲下去，旁征博引，仍旧讲得绘声绘色，于是黑暗之中，听者欢声雷动。讲演临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
南方都市报：姚从吾和邵循正两位导师在教学上如何分工领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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