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是我的第三本书。第一本书是《汉帝国的建破与刘邦集团——战功受益阶层研究》,那是我的博士论文,典范的问题研究论著。第二本是一部尚未刊行的书,北大人力资源,暂定名为《历史学的镜像》,是随笔体的史学理论著作,是我对历史学的一次彻底的反思。第三本就是《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是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我称其为复活型历史叙述。以上三本书,我自称为“史学三书”,以此构成研究·理论·叙述的学术布局。或者,未来还会增加一种历史推理型的著作。
李开元是这场讨论中提出“史学危机”这一律括的第一人。“史学危机”的提法，有力推动了讨论走向深刻，引起更多学者的留神并参与进来。李开元以为，“史学危机”的本源在于政治化旧史学的败落，但危机里却孕育着新史学的转折。他是当时为数未几的具备理论自发意识的学者之一，独创性地提出了历史学的层次模式理论，倡导多元化的新史学观点。他的著作《汉帝国的树立与刘邦团体》和《复活的历史》均是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创新性历史作品。
五,叙述和研究互为表里, 同时并举,相辅相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通鉴考异》是范式和师法。
·您为什么喜欢旅行？
我喜欢普遍地浏览。文史哲不必说了,我也喜欢阅读经济书和科普书,对这些很有兴致,都是说来话长的事。今天还是只谈历史书吧。
·您喜欢读哪些书？为什么喜欢？
当时的新史学运动有一句比拟剧烈的概括,叫作“史学危机”,其始作俑者就是我。后来有友人对我说,80年代的新史学运动是失败了。我觉得尚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兴许,当时播下的种子,现在恰是播种的节令。
【生活】
[按：李教学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瓦解》后记中提及的书目包括司马迁《史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法布尔《昆虫记》、谭其骧《中国历史舆图集》。]
从思维的形式上讲,不同领域中的推理都是类通的。历史学,特别是历史考据,其基础思路就是推理,与侦探小说的推理是雷同的,都是基于已经产生了的事件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查究事件的原貌和本相。假如说有区别的话,仅仅在于有无虚构罢了。历史推理必须基于史实开展；侦探小说的推理可以基于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展开。
·据说您跟阎步克、李零等先生是北大同学，请谈一谈同窗往事？
六, 在编年和纪事本末的联合体中插入人物、事情、典章、陈迹、感叹等特写,系列动态地推进历史持续性地前行。
应当这样理解。历史学需要推理和想像。在历史学的方法论上,胡适先生有句名言,叫作“勇敢假设,警惕求证”。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句:合理推想,临场想像。我这样补充的依据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田先生两篇论文对我的启发。
有。不外,相对于日本的社会推理小说而言,我更喜欢英国的侦探小说,特殊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我喜欢比较纯洁的推理,不喜欢枝叶和花絮太多。
汉字文化和古典中国事现代中国和日本(当然也包括韩国、北朝鲜和越南等东亚地域)共同的精力家园,近代史上的可怜往事,只是久远友好历史中短暂的迷乱。
我喜欢历史,正如人只有借助于镜子才干看见本人的相貌,当代只有借助于历史能力认清事实。在缺乏宗教信奉的东亚,历史更是心灵回归的祖地。我心中的历史是大历史,就是在时光中从前了的旧事。我心中的历史学是大历史学,是多档次多种表示形式的历史学。
·谈谈您的业余喜好？
也是说来话长的事, 一句话,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表现历史的新形式,复活的历史,就是寻找的成果。我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的后记里有一段叙述,表白了我的追求进程,其文如下:
我的中学时期,是在家乡成都渡过的。我当时喜欢的是数学和物理,抱负是作实践物理学家,心中的偶像是牛顿和爱因斯坦。文革失学,我保持自学数学,从高中课程一直学到微积分。上山下乡运动来了,持续上学的愿望彻底幻灭,苦闷之余,大批阅读文史哲的书,和人文学科结下不解之缘。
打个比方说,历史学的推理和想像,是在笼中自由翻飞的鸟, 这个笼子,就是史实。飞出这个笼子,就进入虚构,就是小说和戏说了。所以说, 历史学的推理,是在史实规模内的公道推想；历史学的想像,是将心比心的临场想像。
四,亲临实地的现场考核,走进历史的文物追踪,身临其境的临场想像。
我所找到的新形式,我称为复活型历史叙述。就眼下所能想到的而言,至少包含了以下的内容:
·这是您的第多少本书？您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它们有何异同？
然而,当我试图将构想形诸于笔端时,却每每碰壁。我所熟悉、我可以应用的历史学的诸种体裁形式,无奈抒发复活于我心中的历史。复活的历史,那种活泼鲜活的境界,丰盛多彩的变迁,那种古今交汇的融和,逆转时空的超出,无法用学院式的坚实学识来囊括,无法用迷信的理性剖析来包括,与此相应,也无法用考证、论文、论著、甚至于笔记和通史的文体来表现。久长苦痛之余,我不得不作新形式的追求。
一,买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寻求思惟、文学和历史的综合价值。
·您在日本留学、工作，经历与阎、李诸先生多有不同，您认为这样的经历意义何在？
77年恢复高考,最初预备考理科。测验前不得不出差到沈阳,心急火燎,不耐东北酷寒大病一场,被送到北京再回成都,结果是没有参加77年的考试。78年加入高考,斟酌到年纪对于考理科的不利,改考文科,结果如愿考上北大历史系,作了文革后北大中国史专业的第一届学生。
·您在日本寄居多年，谈谈你对中日两国的观感？
【教导/工作】
86年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国费奖学金,自费公派出国,在信州大学读完硕士,指导老师是东京大学退休过来的田中正俊先生。89年考入东京大学,指点老师是尾形勇先生,同时,得到日本中国史研究的重镇,东京学派的掌门人西嶋定生先生的直接领导。当时, 西嶋先生已经从东京大学退休,在我现在所服务的就实大学任教。91年10月,西嶋先生生病,来电话要我为他代课。92年3月,西嶋先生从就实大学退休,我就接任了他的教席，一直到今天。
读书、旅行和网球。
三,挖掘讲演和学术论文的活用。
现在,中国和日本都在从新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只有看看欧洲的历史,我们就会深信,中国和日本必须和解,也可能和解,将在一个宽大的独特好处的将来框架内友爱共处。
【读书/写作】
在当今史学家的论著中,我最喜欢的是田余庆先生的著作。他有两篇论文,一篇是《说张楚》,一篇是《论轮台诏》,堪称当代史学的经典论文,岂但百读不厌,而且越读越有滋味。这两篇论文,我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依然是回味无穷。那种无穷的回味,不仅是内容上的,而且是作风、形式和办法上的。因为造化过于深厚,我至今无法对田先生的史学著作作适当的概括,我眼下只能暂且称其为艺术性史学。
·您为什么要写“回生的历史”？
·日本的推理小说对您有影响吗？
最自豪的收成之一是失学多年之后考入北大,这转变了我的人生。另一最骄傲的收成就是写成《复活的历史》,找到了一条表现历史的新路,解放了我的心灵,成绩了我的文化回归。
·是否谈一下您的教育背景？
李开元与新史学运动：
我研治秦汉史将近三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已经使我与秦汉先民心心相系,方方面面,最为周详熟习。我与秦汉先民对话多年,秦汉的历史早已经活在我的心中。二千年前的往事件景,宛若就在我的面前；万万千千的性命,正在首创着变幻无穷的阅历,犹如我所生涯着的今天。那是一个活的世间世界,不论是儿女情长仍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模样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感情感性,思维举动,衣食住行,所有浑然一体,不政治、经济、文明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差别。
由于人生就是旅行。我喜欢背负行囊,手持地图,走进历史现场。
·您在书中提到复活历史，需要心灵的体察加上智力的推想。可否理解为其中参加了推理和想像？
我喜欢《史记》。《史记》是随同我毕生的读物,我已经记不清读了多少遍了。我手边的一部《史记》,已经是封面脱落,断线掉页,可以说是读破了。《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高峰,出色动听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深藏微露的思想,是《史记》魅力无穷的所在。不久前,我为写《复活的历史》重读《史记》,取得“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的感悟。这种感悟,激发了我作复活型历史叙述的新尝试。
我也喜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八十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奇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榜样榜样,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志彼此鼓励,有意一起来开立异的史学的未来。不久以前,我为写《复活的历史》重温《万历十五年》,细心体味之下,感悟到复活的历史,需要细腻的心理体验和当代意识的介入,需要一种精美的古代散文史诗。这种感悟,也成了我尝试复活型历史叙述的能源。我个人认为, 《万历十五年》,是当代史学中一朵光荣异放的奇葩,黄先生用一种簇新的文体,融通史学、文学和思想,开启了一代新风。《万历十五年》已经成为一部史学经典著述,其影响将长远地连续下去。
【小材料】
我与阎步克先生同班,都是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82年毕业后,我先留校给田余庆先生当助教,后来又读田先生的在职研究生；阎步克始终读田先生的研究生,咱们同门共事一直到我出国当前。
二,心理休会的运用和当代意识的参加,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
82年毕业后,我留校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央,给田余庆先生当助教,帮助田先生教养。承蒙先生厚爱,也在先生的秦汉史专题课里插上一节。同时,开始给北大非历史专业的学生上通史大课,学生遍布文理科和留学生。
我是在1986年底出国到日本的,至今已经20年了。20年国外经历的意义,一言难尽。眼下最能感触到的意义,就是我自己边沿化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我是自放于学术主流之外。这种景况,给了我绝对的自在, 可以避开大道的毂击肩摩、红绿规则,得以独行于乡间小路,随心采摘一两枝野放的花草。没有这种景况,我也许不会写出《复活的历史》。
·这种推理与侦察小说中的推理有何异同？这种想象跟文学上的设想又有什么区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不满史学领域僵化、教条的研究现状，提出史学变更的请求，从而引发我国历史上常见的全国性史学大讨论，探讨范围波及史学方法论、史学功效、史学人才建设等方面。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与此相应的结果就是1987年《史学理论》杂志的创刊。这场大讨论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线，将史学研究从“隐射史学”、“御用史学”的怪圈中解放出来，也增进了一大量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使之逐步成为史学研究的中坚力气。
再弥补一点,我喜欢侦探推理,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从小就活在我心中。进入史学之门以来,我经常感慨,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秉烛夜行,视线所及,只能见到烛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数字比喻而言,我们所能晓得的古史,不过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雾。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限无尽的远古,须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接洽。我的老师周一良先生曾经撰文谈过乾嘉验证学与侦探推理间的关系,我读田先生的文章,那种索隐勾沉的工夫趣味,比读推理小说更过瘾。
历史学从神学、政治学框架中剥离以后，曾长时代低迷，与民众隔阂很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些青年学者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忠告。近年来，《正说清朝十二帝》《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等历史图书接踵畅销，但也引发不少争辩。日本就实大学传授李开元是八十年代呐喊“史学危机”的第一人，他复活历史的摸索，对如何理解历史研究、写作和阅读存在启示意义。
·在您的终生中，最自豪的收获是什么？
李零先生是从社科院历史所到北大中文系的。我与李零先生相识大略是在85年。当时,受到以经济改造为核心的社会变动的冲击,北京高校的一批年青的历史学者觉得历史学必需改革翻新,开端酝酿新史学运动,盼望在思路跟方式上有所冲破。我记得是李零来找的我,还有师大的刘北辰(当初清华大学历史系),人大的高王凌等,后来我又去把阎步克叫上,开始串连运动,写文章,到高校报告,筹备出书。这次活动,得到《历史研讨》、《文史常识》等媒体的支撑而有了声势。未几,受到出国浪潮的冲击,大家星散世界各国,新史学活动延年益寿。
·您爱好历史吗？您感到，历史对我们，有何意思？
八十年代新史学运动：
编纂：碧荷
采访人：徐卫东 受访人：李开元
同样,从思维的情势上讲,不同范畴中的想像也都是类通的。想像的基本,是人道、人情和人类懂得才能的相通,可以贯通古今中外。小说的想像,能够虚构人物和事件；历史的想像,不能虚构,而只能在史实的范畴之内。这就是二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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