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岳庆平漫谈大学之道与北大精神

核心提示：

　　●　北大精神就是十六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科学家都应该是“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

　　●　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性太强，所以大学有的时候独立的校格显得不足

　　●　全国的高校当中，北大的官本位是最少的，平等的风气我认为是最浓的

　　●　我们要吸取法国大革命和我们辛亥革命之前的教训，参照英国和印度的经验，用推进改革来替代革命，来防止革命

　　在北京大学二教的一间教室里，岳庆平教授正在给学生们做一场题为《漫谈大学之道与北大精神》的讲座。北京的深秋已然寒意浓浓，却抵挡不住同学们火一样的听讲热情。

　　大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北大是一所怎样的大学？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又能收获什么呢？

　　岳庆平清晰地点题：“我在北大三十多年，对北大还是有北大情结的，这次讲座我主要是给新生谈一谈大学之道和北大精神。”

　　岳庆平很消瘦、精干，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正如岳庆平自己描述的那样，“你看我虽然很瘦，很单薄，你看我现在像游泳啊，跑步啊，我一个礼拜至少有两次。五千米和一万米我都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这都是北大文化熏出来的，这是北大带给我的财富。

　　他说，“我们今天讲北大精神，我自己认为呢，北大精神实际上它就是十六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认为这是我的版本的北大精神。”

岳庆平（资料图）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摘自《大学》

　　“大学之道”在咱们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在《礼记》里面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大学》，内容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谈到这里，岳庆平强调，“所以我今天讲大学之道我尽可能要静一点，避免走来走去，在这里，我要安静、淡定，坐在这里讲大学之道。”

　　岳庆平解释说，“古人所讲的《大学》，和我们现在所讲的‘大学’，也有重合的地方，但还不完全一样，古人讲大学，有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两个‘明’字，第一个是动词，是阐明、是弘扬的意思，第二个明呢，‘明德’，是指比较光明正大的品德，我们弘扬这种好的品德，是在明明德。‘止于至善’，就是到达，达到至善，那就是说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了。”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视这种“道”。岳庆平谈到，要讲道家的道，那就高了去了。所以你要知道，中国为什么“神”的观念比较不发达，它不是说有上帝，它没有上帝，它就是一个“道”字。“道”字是它的崇拜。中国不管是讲佛学，还是讲我们土生土长的道学，都有中国的特点，就是说比较重视修身，探求道的精神。

　　下面是八目，岳庆平说，“物格而后知至”，物格，换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探索、探究，“物”呢，就是一种道理。我们要好好的考虑小事中的道理，你把这个道理都探究清楚了，然后“知”就“至”了。然后意诚，然后心正，然后身修，然后家齐，然后国治，然后天下平。

　　岳庆平提到，后面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中，这个“本”字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比较讲究修身克己，向内探求，而不是向外去埋怨。

　　“不管一个人是好还是坏，都有一个良心和良知。这就是大自然给每个人心里面都安上了一个非常精密的天平。”岳庆平说，“一个人越到老年，这个人对自己以往所做的错事越会有这种内心的谴责，会有一个是非的评判。所以呢，我们当前的很多问题，包括道德层面上不太完美的地方，最后到修身，修身为本，是为真本。”

　　科学家应该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

　　从现代的角度来讲，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存在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大学本身的人格是独立的。既不要过多的依附于政治，也不要过多的依附于经济，或者其他的方面。大学就按照自身的规律，教育规律，去培养人。去出研究成果，然后为社会服务，加强国际的交流合作。或者更好地引导社会。大学还要有一种社会关怀的精神。

　　“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

　　岳庆平坚信，科学家都应该是“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什么叫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呢？科学家得追求真理，追求科学，不怕牺牲。一定要有这个风骨。高举科学的骨头，我坚守真理。

　　岳庆平说，“大学与其他机构不同，大学应有其独立的人格特质，不要随波逐流。大学要既能够抵御金钱的迷惑，又能够抵抗政治的压力干扰。这就是大学之道的体现。它是维护大学纯洁独立的和民主的金色盾牌，这可能有点理想化了。在大学里面，我想它可以脱离开那种世俗的东西，恢复它本来应该具有的大学的本色。”

“如果把大学拟人化的话，她是校格，应该是独立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和国外的不太一样。牛津大学曾经拒绝沙特一位富翁一千多万英镑的捐款，因为沙特富翁捐款时提出来一个附加条件，他要求牛津大学办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商学院。牛津大学非常慎重，经过董事会讨论，认为不应该因为钱，而放弃大学独立自主的传统，不能开“大学受制于个人”的先例。牛津大学于是毅然拒绝了这种唾手可得的巨额钱财。”

　　“不是说大学不需要钱，关键是大学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不愿意以大学的这种独立的人格作为代价。”岳庆平说到动情处，“我觉得这就是对大学精神的一个守护。当然在目前中国，有很多东西也不是说学校本身就可以决定的。”

　　“我们自己在讲大学之道，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觉得要有一种社会关怀的精神，这些都和政治经济没有直接的密切关系，这是我们大学的校格或者说是人格。”

　　他有些惋惜地谈到，“大学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性太强，所以大学有的时候本身这种独立的校格也显得不足。”

　　北大不能没有思想者

　　岳庆平例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有一次，别人骂北大，我还真有点伤心。说‘北大现在没有思想了，既没有思想家，也没有思想者，甚至北大被阉割了。’这话我听着很伤心的。北大应该是思想家的这样一个沃土，你可以不出政治家、甚至也可以不出教育家，可是北大不能没有思想家。达不到‘家’，我们北大不能没有思想者。北大不能没有独立思考，不能没有这种独立思考的自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就是北大精神。”

　　“这一百年来北大所走过的历程，始终是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大学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这是北京大学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岳庆平说，“我们今天讲北大精神，我自己认为呢，北大精神实际上它就是十六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认为这是我的版本的北大精神。”

　　“北大精神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表达”，岳庆平说，“因为它必须是多元的，不应该就这十六个字。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和内涵，它的外延应该是开放的。随着时代的推移，我们以后可能还会有新的元素加入到北大精神里面。”

　　“有的人批判北大明显的官本位和行政化，但是我认为全国的高校当中，北大的官本位是最少的，平等的风气我认为是最浓的。没有架子，太平等了，自由也是。”

　　岳庆平说，“我比较我们的课堂和其他大学的课堂，其实我们北大的课堂最活跃。我有时候在想，北大这么好的生源，全国最好的生源都到北大来了，我们这些人何德何能啊，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只有百倍努力啊，这么好的生源都来了，你别到时候既没有教书，也没有育人，还误了人家，我们老师的责任太重大了，所以我经常有点如履薄冰啊的感觉。”

　　他提到，北京大学没有校训。“但是首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校长提出来的。后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是我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北大精神。第三，我们的学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我认为要讲北大精神，这三个方面都应该是北大精神。

　　“蔡元培当咱们北大校长的时候，他就体现了非常强烈的自主精神。当时在实践层面，聘请了很多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来北大当教员，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等。在当时社会的反动势力攻击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解聘他们的时候，蔡校长总是顶住压力，挺身来保护他们。”

　　岳庆平不无幽默地说到：“1983年我当学校研究生会体育部部长，后来招了一批干事，思想特别活跃。我是体育部部长，我就带头跑步、带头游泳、带头打乒乓球。我这一带头，带头出来什么呢？五千米和一万米我都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笑）二级运动员啊，真不是吹的，三级运动员比较容易达到，二级很难的。这是北大给我的财富。而且直到现在你看我虽然很瘦，很单薄，也得益于当时的锻炼。你看我现在像游泳啊，跑步啊，我一个礼拜至少有两次。这些都是校园文化的熏陶，北大文化给我熏出来的。”

　　中庸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精神层面里，我们还有多少纯洁的东西？有多少真诚的东西？做事先做人。做事的底线啊，做人的底线啊，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有，而且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把做人的底线看成一个高线了。有人说老师你今天你说了一点真话，真伟大啊，真不错，现在真话已经是稀缺的资源了。”

　　“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缺乏理性？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缺乏精神？为什么中国人民粹中的集体无意识，就愿意盲目的打倒一切，比如说推翻重来？这是什么原因呢，缺乏一种中庸之道。”岳老师说，“中国人在个别事情上，有这样的极端思维。应该说99%的人，都做不到中庸。”

　　岳庆平谈到，“《礼记》里面还有一篇《中庸》，中庸啊，绝对不是说折中的意思，它是动态的平衡，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他说，“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点像法兰西，基本上是特别热情、特别浪漫、比较容易冲动，相对来说呢，愿意走极端。这点和英国、和印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是什么原因呢？缺乏一种中庸之道。”

　　岳庆平讲到，“国民性太重要了。谈到改革、革命、守旧，我现在觉得，如果咱们整个国民性不提高啊，我觉得啊，改革、革命、守旧，三无一可。要通过改革本身逐渐提升我们的国民性，我们要吸取法国大革命和我们辛亥革命之前的教训，参照一下英国和印度的经验，用推进改革来替代革命，来防止革命。要不改革的话，那就出现了革命了，那就谁都不希望的。我们还是要改革，但是要知道其长期性。”

　　“如果我们国民的素质太低，就不要希望当老师的素质太高，也不要希望当医生的素质太高，也不要希望当官员的素质太高。因为你是有什么样老百姓的素质，其他的各阶层也都会受影响。”

　　“但是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做事了。”岳庆平讲到，“反向来说，我们要引领社会。尽管我们的水平不高，但是你还有一个上行下效，我们还有一个表率作用。我们提供正能量，然后，一点一滴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逐渐的，虽然不能着急，但是也要增砖添瓦。”　（光明网记者 徐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