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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日报】陈平原：“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 ??北大学生/

2014-12-06 19:01 北京大学EMBA研修班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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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岁高龄的许德珩副委员会长，在1989年5月4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纪念五四》（图八），对自家观点有所修改，态度相对和缓：“这鼎足而三的社团，反应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下的思想分野。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时期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真正是叫做‘自在发展'。”

最后谈谈四点感触。

与此印象和口号之争相对应的，是细节与大事的互补。新潮社骨干、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杨振声（1890?1956）撰有《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不讲大情理，注重场景描述，很有趣。文章提及蔡元培校长带来了清爽的空气，《新青年》警醒了一代青年，接下来是：“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本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奋斗。比较表现的最成熟而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房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摆尾，顿挫抑扬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憎恨的脸色，探讨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眼力。”至于说到《新潮》、《国民》、《国故》的重要编辑人都在同一班，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这就有点夸大了。不过，下面这个观察很有趣：“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

第一，当事人对于“五四”的追怀与阐释，既可恶，也可疑；由此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可防止地隐含着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及个人趣味。可也正是这种不断的对话，保障了“五四”的理想性“代有传人”。诸多北大学生的追忆，形成了“五四传说”的主体；即便如此，决定论述方向的不是作为个体的罗家伦或者德珩。令人快慰的是，北大学生在适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往往有自己的保持。

假使生机“五四”活在一代代年青人的记忆中，单靠正确无误的意义阐发显然不够，还必须有实在可感的具体印象。九十一年间，风波变幻，对于愿望通过“触摸历史”而“进入五四”的读者来说，当年身历其中的人的“琐碎”回忆文字，很可能是“最佳读物”。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

说到这，我想推举几篇文章，作为宏大叙事的弥补。北大国文门1918级学生孙伏园\(1894?1966\)，在《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5期）中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显明；五四运动的详细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无数细节的空虚，五四运动的“详细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号，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

何谓“五四运动”，既可理解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

1917级数学门学生、新潮社首批社员毛准（字子水，1893-1988)，新文化运动时代撰著名文《收拾国故的方式》。德国留学归来后，毛长期任教于北大历史系。1979年他发表《六十年前“五四”这一天》称：“‘五四运动'，是一个纯洁的学生爱国运动，绝不是任何党派或任何人所暗中指使的；而是当时的学生感触到必需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免于为强权所辱的咆哮，可说是青年学生觉得自己与国家非亲非故的一项自发运动。”毛准后来还回忆：蒲月四日那一天，他如何随着游行步队走到天安门，接着又到了曹汝霖的家，看到火从曹家烧起来，又见有人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感到有点过分了；不同意罢课，“但做学生不上课老是愉快的事”。至于说“五四”有好也有坏，这不意思，应当讲“基础的问题”???谢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促成建破现代的国家；加速了白话文的风行。

《新潮》与《国故》，代表新旧论争的两极，评估迥异，但都不会被遗忘。相反，以“促进国民人格，灌注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文化立场不新不旧、且更多介入社会改造的《国民》，容易被疏忽。对此，北大英文学门1918级学生、国民杂志社骨干、日后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黄日葵\(1899-1930\)很不认为然。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上，有黄日葵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提及五四时期学生两大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偏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宣传尽力而为，到今这种运动已经广泛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对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殊在意的。”在黄日葵看来，新潮社成员日渐走向整理国故，而国民社成员不少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敬慕者，因此，后者更是五四运动的中坚。

“一班刊物竞成三”

三张图片的差别，模糊可见“历史论述”的变更。老照片突出高扬的校旗以及高视阔步的大学生，是世人关于“五四”的最初印象；闻一多的画，演讲的学生是正面，倾听的大众是背影，远处还有飞驰而过的人力车；纪念碑的浮雕，学生和工农互相响应，互为主体性。单看这三幅图，你都能大抵明确，“历史”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倒促使我反省：关于“五四”的记忆，北大学生总是占据主导位置，“素来如此，就对吗？”

北大国文门1917级学生杨亮功（1895－1992），留美归来后，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等。1979年联经出版公司刊行的《我参加了五四运动》中，收录了杨亮功的采访录《五四一甲子》：“杨亮功先生以为五四运动，只是单纯的偶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或其余任何因素完全无关。”这个意思，在《〈五四〉重印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晰：“读者可以从这一本书，认清“五四”的真面目，体会“五四”的真意义。亦可以了解到此一运动，与所谓新文化运动，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无关。”如此立论，主要起因是当年的杨亮功，只顾埋头读书，不太介入政治或文化活动。杨着《早期三十年的教养生活》第二章“五年北大读书生活”，提及新旧论争最激烈时，他如何置身度外。作为观察者，书中描写了刘师培、陈独秀、黄侃、钱玄同、黄节、吴梅、周作人等各位教授的做派与神色，颇为真切，而立场则明显倾向于刘师培。五四期间惟一能查到他的活动是，1917年12月27日北大廖书仓等47名同学发起北京大学花费公社，杨亮功列名其中。

日后成为知名作家的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俞平伯\(1900-1990\)，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忆旧事》，其中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自注说：“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主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之一”。也就是说，同班同学中，除了以“文艺振兴”相号令的《新潮》，还有主意“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货色文化并重”的《国民》。这三个杂志存在时光都不长，但影响很大。《新潮》12期，1919年1月?1922 年3 月;《国民》8 期，1919 年1 月?1921年5月;《国故》5期，1919年3月?10月。我关怀的是，当初鼎足而三，可多少十年来，众多追忆文章，为何独缺了《国故》？《国故》同人怎么了，为何难见其自述或追忆？如斯任人评说，是否有失公道？

北大哲学门1915级学生、着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在《三松堂自序》中称，遇上了新文化运动，但没能赶上火烧赵家楼，有点遗憾。而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中，冯先生提及：“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的。派别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没有武斗。”此文撰写于文革停止之后，故有“文斗”、“武斗”一说。五四运动暴发前一年毕业的冯友兰，感想到了山雨欲来的大气氛，但未曾真正参与，故不太理解日后闹翻了天的“新旧论战”。

对于当事人来说，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无论在京还是本地，首领仍是大众，文化运动还是政治抗争，这一阅历，乃性命的底色，永恒的记忆，不逝世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主要的“象征资本”。视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断穿梭历史时空，与“永远的五四”对话，能够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惟的力气”。

另外，在众人的记忆中，占领五四新文化运动舞台核心的，乃着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这天然没错。可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忘却：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期间“躬逢盛事”，有幸目击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突起，对其一生必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议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当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盘踞中央地位；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是大学生。否则，怎么叫“学潮”或“学生运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关于“五四”的纪念、追忆与阐释，主要是由学生一辈来实现的。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北大主持召开“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究会。为论文集、程序表及海报做设计时，我选了三幅图，一是“五四”当日的照片，二是闻一多的书籍装帧，三是天安门人民好汉纪念碑基座的浮雕。老照片的中央，那旗子上有“国立北京大学”字样，最提神。可后来没选用，不是“铁面无私”，而是制造后果切实欠佳。参与设计的学生大呼惋惜，他们更乐意选用那幅五四游行的老照片，与其说是出于历史感，还不如说是自尊心。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加入“五四运动”的记忆，毫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可能随时号召出青春、幻想与豪情。而借助这些前辈们琐碎但逼真的“追忆”，我们刚才得以从容进入“五四”的划定情境。

第四，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北大召开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的揭幕式上，说了这么一段话：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症结时刻”，其宏大的辐射气力，对后代发生了决定性影响。无论你爱好不喜欢，你都必须当真面对，这样，能力在寻思与对话中，失掉前进的方向感与原能源。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过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未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材料”,营销。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过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要害人物、关键学说，坚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说到“五四”白叟的自我检查，还可举出俞平伯的《“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悼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凌空”，接下来是将“四五”比较“五四”，称“汹涌澎湃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诗后有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神往民主而知解良浅。”除了将巨大叙事转化为私家追怀，更将“五四”理解为代有传人的“千秋创局”。我们对这段“青春岁月”永远的怀想，某种意义上，不仅当年的大学生俞平伯“憧憬民主而知解良浅”，连赫赫有名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用今天的目光来抉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诸多弊病，其实并不艰苦；难的是“同情之懂得”，以及批判中的接受与创生。

在《五四偶谈》和《“五四”二十五周年》中，傅斯年称素日不谈五四，因为“我也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说来未必被人以为持平”；对于“社会上有力人士标榜‘五四'的时代”，更是不愿附和。清楚“五四”自身的局限性???肤浅乃至偏激，但当有人刻意扼杀时，会挺身而出，?卫“五四的精神遗产”???这也许是良多“五四”老人的独特立场。

作为《新潮》的论敌、同样属于新文化运动有机组成部分的《国故》，本自有其思想资源及文化追求，可惜，几十年间被彻底漫画化了。《国故月刊社记事录》的“发起始末”称，“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抢救”。此举得到蔡元培校长支持，并获创办费三百元，1919年1月26日“开成立大会于刘申叔先生宅内”。“本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凡北京大学同学有赞本钱刊宗旨者得为本社社员”，杂志聘刘师培、黄侃为总编辑，陈汉章等八教授为“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等为编辑，杨?生等为总务，罗常培等为文牍。第一期除学生文章外，有刘师培、马叙伦等助阵。

1919年10月由山西大学转入北大哲学系的章廷谦（笔名川岛，1901-1981），毕业后留校任蔡元培办公室西文秘书兼哲学系助教，始终跟随鲁迅，成为其忘年交。曾在厦门大学、西南联大等任教，1946年起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因毕竟是后来者，对新旧之争的内情了解甚少。比方称《少年中国》月刊，“在当时，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和《新青年》、《新潮》两个杂志鼎足而三的”（《少年中国学会》，1950年5月4日《北大周刊》）；“凭良心说，就是当时的《国故》杂志不爱看”（《“五四”杂忆》，《文艺报》1959年8期）。作为热情政治的“新青年”，不看《国故》很畸形，但为何谈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涯》、《少年中国》，而只字未提许德珩等编辑的《国民》？

浏览北大校史资料时，我感想最深的是：同一个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更有长进。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会，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在《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中，我们勾画了45名历史人物与“五四”相遇的生命过程，其中包括13位大学生，但师长辈仍旧是主体。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中，我论及“回到‘五四'现场”时，曾开列十位当年北京学生（其中北大4人）的回忆文章，目标是让对“五四”感兴趣的读者，从当事人的眼光来解读那一场已成为重要话题及思想资源的巨大事件。今天，我罗唆撇开师长，纯粹从“北大学生”的角度，来看待那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运动。

北大国文系1918级学天生舍我（1898－1991)，原名成平，在中国消息史上享有很高名誉。1924年起接踵开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重要报刊，1955年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升格为世新大学。成舍我1937年5月4日在上海《立报》发表《怎么纪念“五四运动”》：“当然，用干部力量对政局表示看法，和先容近代学术，并不是始于‘五四'，但范畴遍及全国，发动到工商各界的，必以‘五四'为开始。所以‘五四'是中国民族斗争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天。”二十年后，有感于国民党看待“五四”的暗昧立场，成舍我撰写了《卑论集?从前了三天的“五四”》，称：“五四运动，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综合体，没有五四运动，不同等公约的锁链，不会解除，腐恶的军阀权势不会打倒，民主与科学的观点，不会建立。”在这个意义上，持续发挥五四精神，十分必要：“希望大家今后不要忘记，五四诚然给‘文艺'带来新生命，但它伟大的意义，并不专限于文艺！”

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好不轻易在1940年9月10日出版的《新光》杂志1卷6期上，找到了《国故》骨干俞士镇的《居忆旧录?一、刘申叔先生》，其中有这么一段：“戊己之交，新思潮方炽，余与同学辈请于校长蔡孑民先生，创设《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孑民先生慨然允之，月助金三百番，并拨给校舍一椽，为办公地方。遂推荐先师及黄季刚先生任总编纂。……月刊之创也，志在整理旧贯，与校中《新潮》等刊物并行不悖也，外间不察，肆为鼓簧之论，报纸如《公言报》等，迳谓：‘刘黄诸氏，以陈胡等（指陈独秀胡适）与学生联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故组织一种刊物，名曰《国故》月刊。'而各书肆炫利求售，更高揭‘新思潮之敌《国故》月刊'之帜，道路传播，妄生揆度，而皆集矢放先师，先师忧愤内结，遂以不起。嗟嗟！《国故》出生，乃反足以促先师之死，是则又岂余侪所及料耶！”这是目前我独一见到的《国故》同人的自我辩解，值得全文抄写。不外，这位活泼于失守时期北京学界的俞士镇，在尔后的中国政坛及学界，都不被关注。

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好像全都是《新潮》和《国民》的天下，这不对，带进《国故》的视野，历史场景才比较完整。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

活动的开幕式上，台湾师范大学合唱团的学生，穿上五四时期的服装，唱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可一启齿，我就认为不像。因为，此前北大也有一台晚会：“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两比拟较，后者那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且自认“五四”精神已经熔化在血液中，那就是“我们的故事”，让我很震动。一重视仪表，一强调精神，在影像时代，如何“回生”或“发明”历史，你以为北大确定获胜，不必定。

黄君这一论述策略，日后为另一位《国民》编辑、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许德珩（1890-1990）所继续。许1958年发表《回忆国民杂志社》，对《新潮》“因为有胡适帮忙”，故能与准备较早的《国民》统一天出版，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在1979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谈及《新青年》时，顺带提了一下《新潮》，但不忘添上一句：“《新潮》杂志的主办人后来全体倒退，走向反动。”至于扮演反派角色的“《国故》派的人物”：教师中有“最固执的复辟分子辜鸿铭”，“学生中有张煊、伍一比、罗常培等”。此文着力推荐的，是与自己关联亲密的学生救国会与《国民》杂志。这里有意识状态的缘故，但也是长期的“瑜亮心结”???《新潮》与《国民》，在五四的舞台上，到底谁是主角。

不过，坦率交代，这段话是从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中抄来的。想不出更好的结束语，只好再次引录，而后添上一句：诸位，请打起精神，竖起脊梁，认真地与“五四”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以及那一代北大学生展开深刻对话。

“五四”是不是激进，当然激进，不激进无奈冲破各种政治的、思维的、文化的禁锢与牢笼。我们要追问的是，何以以激进着称的北大，内部竟也如此“支离破碎”？历史最后抉择了什么途径，不完全由当事人的志愿决议。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仿佛全都是《新潮》和《国民》的天下，这错误，带进《国故》的视线，历史场景才比拟完全。一班同学尚有如此不合，设想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事实的。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传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学、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导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度教委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凸起奉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取得者”(1991)；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古代学术之树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作甚》《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着作三十种。

何谓“五四运动”

第二，当年立场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彩缤纷，日后更是各奔前程。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高低求索的时代，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人在嘉奖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播种大批掌声的学生的同时，请对那些处于边沿地带、在聚光灯之外苦苦挣扎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解之同情”。夸奖弄潮儿，理解失败者，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完整且真实的“历史场景”。

怎么看“五四”，当然见仁见智。可当我开口评述时，显著是站在大陆学者的立场，好比，强调北大学生更能领会“五四”精神。细心剖析，这或许是“北大视角”造成的，且更多体现北大人的政治情怀及学术立场。再进一步推想，我的这种解读方式，是否与二十世纪中国“风云激荡”的历史运气相照应；下一个百年，中国人怎么看“五四”，还像我们一样“大方激动”、“涕泪飘零”吗？或者换一个角度，欧美学人怎么看五四，日本青年怎么看五四，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北京人与当地人、亲历者与传闻者、工农民众与青年学生，其解读“五四”的方法，是否也都不太一样？

北大英文学门1917级学生罗家伦(1897-1969),曾任清华及中心大学校长。1950年他在《五四的真精神》中写道：“五四是代表新文化意识的觉醒”、“五四是代表国家民族意识的觉悟”、“当时五四的动员，完整出于青年纯粹爱国的热忱，绝无任何政党或政团在后面发纵支使”。

北大哲学门1916级学生顾颉刚（1892-1980)，念书时，常常与同宿舍的傅斯年高谈阔论。《新潮》创办时，顾在姑苏养病，还是首批入社的21人之一。1920年，顾发表《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提出：“我们应觉醒，我们若是诚恳要改造政治，总不要用政治来改造政治，务要用社会来改造政治。要去改造政治，先要改造社会。要去改造社会，先要使全国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家有了受教育的机遇，做作社会文化会匆匆进步起来，才可能造成有实力的舆论、有价值的公意。”此文题目下面，有“教育运动”、“学术运动”两个标语，很能体现胡适的影响以及《新潮》同人的趣味。这就难怪，日后顾颉刚会说老同学“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办起《国故》来，提倡‘保存国粹'，并推刘师培作社长，坚定地和《新潮》唱对台戏”，真实未审是不明时事（《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但从来不评价许德珩等人的《国民》。

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学生，除学术及文明态度外，未免还有意气之争。许德珩1950年后，一直念叨“五四”，1979年、1989年两次在《国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不全是职责所在，其中也有个人感怀。应母校北大的邀请，许德珩还撰写了长篇自传《为了民主与迷信???许德珩回想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就像书名显示的，许先生终生都在寻求青年时期的幻想???其对于五四历史的追忆不见得非常牢靠，对于五四精力的阐释容有偏差，但终其毕生，与“五四”开展不懈的对话，这点让人激动。自传中波及五四活动局部，有段话我很感兴致：“因为咱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不干。……《新潮》倡导写口语文，我们《国民》就偏用文言文体发表文章。当然，这与我们的刊物是全国性的有关，由于当时社会上对白话文还不易接收，然而也含有与《新潮》搞对峙的用意。到了‘五四'当前，《公民》杂志的文章就改为白话文了。”这话有自我辩护的成分，究竟人家用白话写作在先；可其中流露出来的“意气之争”，确切属于“同窗少年”。

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出了，但那种追求真谛的气概，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记忆，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可能随时招呼出青春、理想与激情。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从容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在当代中国，只有你念过小学，都晓得有个“五四运动”；可所谓“知道”，不即是真的懂得。更何况，我们每代人都在与“五四”对话，一次次的留念与阐释中，实在蕴含着我们本人时代的迷惑与追求。九十一年来，每代学者及青年都以某种情势与“五四”对话。其中最让我挂念的，是“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二者颇有瓜葛，有时井水不犯河水，有时又相互抵触，就看你如何察看与断定。

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傅斯年(1896-1950)，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抗战成功后，一度代办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在1943年5月4日（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偶谈》，提及“五四”的历史价值：“就文化说，他曾彻底检查中国之文化，分辨介绍西洋之文化，时所立论，在今天看来，不少太幼稚的话，然其动荡所及，确曾攻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之寂寞。”第二年的“五四”纪念日，傅又在重庆《至公报》上发表《“五四”二十五周年》，再次为“五四”的反传统辩护：“如果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力量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化‘迎头赶上去'？”抗战中，建立民族自信念十分必要，但不能变成“夸张狂”，更不该拒绝批判与反省。

编辑：文尚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到台湾参加“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开幕式及相干论坛，一看海报，我就乐了。为何挑选冰心、徐志摩、鲁迅、郁达夫、田汉，这海报上的五人组合，没有一个在五月四日天安门前的抗议现场。即便在京的冰心和鲁迅，也都没有参加游行；即便参加新文化运动，也不是“主将”。鲁迅的作品代表新文化的“实绩”，但他自称是“听将令”的。一问方才明白，决定此布局的不是官方，也不是学者，是美编。为什么？难看，青年人喜欢。这你就明白，对于文化流传来说，图像确实很重要。

唯一的例外，是早先不太重要的罗常培，日后在学业上获得很大成就。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罗常培（1898-1958），早年醉心古典，记载整理刘师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大学毕业后，转入哲学系半工半读。恰是因其及早更换门庭，走出“国故”社的陷阱，日后才干进入主流学界。罗常培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西南结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等，1950年，介入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讨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罗先生，正努力追求提高，踊跃参加思想改革，也很得政府信赖，罗常培后来也不愿提及那不幸的《国故》。从《纪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五四卅周年事念专辑》，新华书店，1949年），到《第一个五四文艺晚会的回忆并怀一多、佩弦》（1950年5月4日《光明日报》）、《从朦胧到光亮》（1950年5月4日《北京新民报日刊》）、《纪念“五四”要和资产阶层划清思想界线》（1952年5月4日《光明日报》），再到《自传》（《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罗先生都胆大妄为地躲避《国故》杂志。谈及“五四”时，他更乐意追忆的是西南联大时期，如何和闻一多等不顾当局高压，发起纪念“五四”的文艺晚会。

生不逢时的《国故》，很快被迫表演反派角色，在众多对于“五四”的论述中，成为讥笑对象。如何对待《国故》的功过，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关心的是，为何《国故》同人不发出自己的声音。除了时代大潮，还有很现实的考量：精神导师或逝世（刘师培）或离去（黄侃），基本无法包庇自己的学生；《国故》的重要人物，日后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绝对于胡适支撑的新潮社和李大钊支持的国民社，可以看得很明白。

人活路上，不断与五四对话

纪念“五四”时，引入图像的因素，让其与文字之间构成某种对话，最少五十年前《文艺报》就这么做了。刊行“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号”时，除了林默涵、夏衍、杨晦、茅盾、郑伯奇等人文章，还配有滑田友等人创作的这幅浮雕。至于闻一多的这幅画，出自《清华年刊》，即清华学校1921级毕业班纪念集，底本是闻一多创作的书籍装帧，我取旁边的图像部分。图片上方有“BEFORETHEAUDIENCE”字样，至于“天安门前的青年报告者”，则是《拍案颂》（北京藏书楼出版社，2007）编者代拟的标题。

何谓“五四运动”，既可理解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系的三大部门：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两种叙述，体现不同的学术立场。毫无疑难，北大学者大都取舍后一视角，因那象征着，北京大学始终站在聚光灯下。

谈及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个别都会引述1919年3月21日《神州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新旧两派之争衡》。此文称，陈独秀、胡适的学生与刘师培、黄侃的学生闹对立，于是有了《新潮》与《国故》：“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称，互相争辩。”刘师培对此报道很恶感，立即在1919年3月2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启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生发动，虽以保留国粹为主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辩论也。”不论当事人如何辩解，没人搭理，就因为此“新旧对立”的阐述框架，简略明快，容易记忆，也有利于传布。

不是说“一班刊物竞成三”吗，日后的追忆文字，为何只提《新潮》和《国民》，而不太涉及《国故》？除了该杂志被定位为“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了反派角色，更因当初国文门1916级大多数同学参加的《国故》月刊，在思想及学术上，确实没能翻开一片新天地；即使“整顿国故”的业绩，也都不迭新潮社的傅斯年、顾颉刚等。时代大潮浩浩大荡，自有其公道性。对于当事人来说，被抛离主流，长期不得志，即便有事迹，也不被记忆。因而，作为后来者，我们更应该尽力理解“五四”的庞杂性与丰盛性。

大陆谈“五四”，那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而台湾谈“五四”，根本上属于“念旧”，没有那种“壮怀剧烈”的感到。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在如何看“五四”的问题上互相影响。台湾影响大陆的，是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驳，尤其不满五四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大陆影响台湾的，是新文学不仅仅属于温顺且高雅的徐志摩，必须直面鲁迅等左翼文人粗粝的呐喊与刻骨铭心的苦楚。

如何“追忆”

演讲时间：2010年4月29日

报告人：陈平原

1917年考进北大国文门、日后成为着名史学家的郑天挺（1899-1981），自称功底差，每天泡图书馆，“两耳不闻窗外事”。1933年起，郑先生出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一直坚持到1950年。1952年院系调剂，奉调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他的自传是暮年在儿子的辅助下撰写的：“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但我们班的同学却依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记得有一人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的揶揄，大家都自命高傲，认为投稿是自己夸耀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此亦就很少写文章。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多如此。”

第三，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曾将新文化运动初期混乱的文学活动比作“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盼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付好本领，他们的呈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绘声绘色！”引申到政界与学界，何尝不是如此，这次“尼罗河的大泛滥”，日后长期滋润着无数青年???尤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北大学生。但这有个条件，不能满意于“吃‘五四'饭”。对于“五四”，只唱赞歌，远远不够；理解傅斯年和俞平伯的立场，当事人的自我反省以及后来者的批判才能，同样必不可少。

【光亮日报】陈平原：“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 ??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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