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后陆续出版的《诗词格律》及《诗词格律十讲》，风行一时，请王力修改诗词的人川流不息。但王力始终谦称，只懂诗词格律，不以诗人自居。他以写出了《诗品》的司空图和写出了《沧浪诗话》的严羽为例，说：“会讲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诗人，正如会讲活动规矩的人不必定是运动健将一样。”
也是在这里，王力经历了新旧中国交替的历史节点，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留在广州等解放”。此后，他和他在广东的师生同寅们，一起被时期的洪流裹挟着蹒跚前行，失散四方。几番风雨愁人，白发青山，相对苍华；犹自不忘，认取云中烟树，夕阳故人。
“文革”期间，王力饱经磨难，蹲牛棚，受审查，挨批斗，写检查，抄家，没收钱财，子女划清界线，劳改，扫厕所……68岁时还得挑煤、搬石头，哈腰90度背上压两块砖，站着被批评2个多小时。而后，他被请求在红卫兵排成的人巷中通过，挥动的木棍把他的眼镜打掉了，急得他两只手在地上乱摸。
王力素常不苟言笑，但从无疾言厉色，一派宽容持重的长者之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岭南大学并入中大后，四个年级学生加起来不满20名，师生亲如一家。课余王力拨冗修正学生文章，指导迷津，晚上常抽空到学生宿舍座谈，嘘寒问暖。中大53届语言学系毕业时，王力就在家中举办了欢迎会，由师母亲身下厨，全系老师和7个毕业生畅叙话别。商承祚表演京剧清唱的情景，半个世纪后让暨南大学教授詹伯慧仍思之不尽，恍如昨日。
“对我来说，与其说是蠢才，不如说是勤奋培养学问。”有一次，学生讯问王力著作宏富的原因，他答道：“我的脑子里装有一部《广韵》，这非一日之功。我在研究朱翱、朱熹的反切时，正常不需查阅，即可直接看出他们的反切跟《广韵》有什么不同。假如你对《广韵》不熟，只难看一个反切翻一次书，我工作一天，你就得工作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一生若干学术顶峰期，正好与中国百年高级教导史上多少段“绝代风骚”相吻合：30年代清华的“魏晋风骨”，抗战时代西南联大的“茄吹弦诵”，以及50年代北大的“万象更新”。而季羡林也说，这样的常识分子“只有在从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才干呈现。此中真意，耐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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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暮年有《龙虫并雕斋诗集》传世，约100首诗词中，文革前的作品不过1/10。文革后的作品以“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馀勇写千篇”等诗句传诵最广。暮年但凡找他写自传、谈治学之道的，绝大多数他都以“学术造诣不大，经验未必值得鉴戒”为由婉拒了。1980年，北大为他举行了八十诞辰暨从事学术运动五十周年庆贺会。他写了一首《浣溪沙》，感慨“自愧庸才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敬。”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王力曾开过一门《诗法》课(即“诗的语法”)，当时同在联大教书的有名文学家李广田也慕名前去听讲。1945年8月至1947年春,北京大学内训，王力将《诗法》讲义加以收拾弥补，写成了《汉语诗律学》一书，从诗的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系统地叙述和剖析了各种诗体的特点，并对诗、词、曲的句式和语法规则作了具体演绎，为现代诗词格律研究奠基性专著之一。
王力去世之后出版的纪念文集中，所有有幸亲炙过先生的人，都记得与他共处的时日“如坐东风”(季羡林语)，悼念他“不矜己长，不攻人短”的气宇(郭绍虞语)，感谢他有如《诗经》“有?萋萋、兴雨祁祁”普通的点滴惠德。白发苍苍的学生们遥望西天，含泪许下“若来生有幸，重列门墙”的宿愿。
这八年，对于这位“用世纪来盘算时间”的现代语言学大师来说，不外是倥偬人生中的一站。“他诞生于世纪之交，从事了逾半个世纪的学术工作，研究几十个世纪的汉语，由他融合中西、贯通古今首创的现代汉语研究结果，将连续和保存到当前无尽的世纪。”但在广东近现代百年学术史上，王力却留下了不可疏忽的一笔，他在中山大学创建了海内第一个语言学系。
然而，王力履新之际，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成立大会上，慎重先容的却是另一位导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赵元任的治学教训。同期32个学生中，王力是独一一个追随赵元任专攻语言学的，他对王力影响至大至深。比起梁启超那些令人气血大增的美誉，赵元任对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没有半句嘉奖，反倒是开了一剂下火的“清凉散”???“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被王力终生奉为圭臬。
“先生一迈进教室，上课铃就响了；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随着响起来。”王力“掐时间”的功夫，至今仍让中大教授傅雨贤信服得嗤之以鼻。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迁。这一年的6月，王力北上路过广州，被中山大学借聘。这一“借”，就是八年。其间，王力先后出任中大、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剂，岭南大学并入中大，王力出任中大语言学系主任。直到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才分开广东。
惋惜，这些并没有让他在此后席卷中国的狂热“浩劫”中，罢黜灾厄。1959年，吴宏聪随中大参观拜访团北上“取经”，听取北大中文系“拔白旗、插红旗”的经验，中文系的重点对象便是王力。与此同时，中大也在批斗陈寅恪和容庚。师徒二人在“令人窒息的大气象下”促一见。“临别的时候，老师将我送出门口，始终看到我走远了，才回身进屋。那个晚上，我彻夜不眠。”
广州解放前夕，知识分子阶层在“去留”问题上，思维颇为动荡。据《国学通才王力》一书记录，当时同在岭大教书的陈寅恪曾与王力当面磋商此事，陈寅恪决议留下来，由于大陆是“父母之邦”，是中国学人之根，这与王力的主意不约而同。
在吴宏聪印象中，“1946至1948年是战后中山大学学术氛围最为活泼的两年。”王力在主持中大文学院的2年时间内，爱才如命，延揽了大量著名教学学者来校执教，包括钟敬文、詹安乐、吴三破、黄海章、李笠、商承祚、罗香林、杨成志、岑仲勉、刘节、熊十力等。一时光，中大文科名家荟萃，盛极一时。“回溯历史，恐怕只有20年代大革命时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罗常培等大家鸿儒接踵南来可与比拟。”
事实上，王力自幼爱好吟咏，留学法国期间还曾用旧体诗翻译过《恶之花》。在译序中他写道：“为信诗情具别肠，平生自戒弄词章”。说起早年“戒诗”的原因，缘于在清华教书时，有一次他听到朱自清和俞平伯评论郁达夫的诗“很浅”，大为震撼，心想郁达夫的诗才都不算数，自己的诗必定见笑于人，从此以后便少于提笔了。
傅雨贤说，这是王力生前最后一堂公开课，也是他从教50年来学生最多的一堂课。当他回到中大宾馆时，师母问：“今天的课上得怎么？”他骄傲作答：“我讲的课哪还有不胜利的？”
这堂课也展示了王力“龙虫并雕”的巨匠风范。身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擅长以“雕龙缚虎手”持金针度人，用如椽巨笔作小块文章。所谓“雕虫”，既包括早年为生计所迫写散文、做翻译，也包含编撰遍及性、入门性读物。至于像为电大学生录制讲课录像，为中小学生答疑析难等“屈尊纡贵”之事，王力同样甘之如饴。
王力的课要想得高分，光靠逝世背笔记是不行的，得有本人的看法才行。对于墨守师说的人，他的评估是“不违则愚”。相反，他更青眼那些敢给导师“下战帖”的学生，只有有人发明授课中的过错，或者对课程有所建言，他立刻在下一次上课时当堂更正或致谢。
王力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4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总计逾千万字。王力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养生活中，培育了大批语言学专门人才，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主要贡献。1985年他将《王力文集》20卷全体稿酬10万元募捐出来，成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
古有大禹惜寸阴，王力则是“分阴必惜”。在中大期间，他的助教曾目击其生活节奏“像江河的滚滚流水，紧凑而又不慌不忙”，只要没有学术活动，每天从8点开端伏案，持续十多个小时。
●宽容：“对所有的人我都体谅”
那一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树立了自学测验轨制，中大中文系于同年秋天开设了中文刊授核心。新闻一传开，全省18万多人报名，第一学年就收到膏火700多万。因为第一学期开设的课便是《现代汉语》和《写作》，中大因而特邀王力宣讲开道，老先生怅然应允。
据傅雨贤教授回忆，文革停止后，王力为省亲访友和讲学交换，一共回过4次广州。最后一次是在1984年11月中山大学建校60周年校庆期间。除了为中文系师生作学术讲演外，他还应中大之请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一次公然演讲。
编纂：文尚
对于并不如烟的旧事，他仍旧缄默，只是为老舍、翦伯赞、吴晗、周予同、刘盼遂写下五首哀诗。而对于那些联名批判过自己的学生，他一再漠然表态：“对所有的人我都原谅。”
粗通多国语言、会讲33种方言的赵元任，是公认的“旷世奇才”，而王力在外语方面稍逊其师(照其自述，法文最佳，英语只能看书不能会话，俄语、越南语浏览需借助字典)，但方言天性仍属超群。梁羽生在岭南大学就读期间，曾当面领教过王力的“特技”???只消和学生谈上片刻，就能一口说出对方来自何处。王力是广西人，和夫人学会了讲姑苏话，被叶圣陶鉴定为“宛逢乡旧”。
●学人手刺
1975年，《书剑恩仇录》订正版出版时，金庸在《后记》中坦承：“修订是书时，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修订后的回目，如“盈盈彩烛三生约 霍霍青霜万里行”等，受到了诤友梁羽生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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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自谦只懂格律，不是诗人
●温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在留下来的学人当中，王力属于“踊跃提高”的一派。他自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又自学了俄文，到肇庆加入“土改”，接收阶层奋斗教育，改革思惟观。因为政治上“亲共”，他的著述一度在台湾被列为禁书。
上世纪50年代，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写了几十首《广州好》的词寄给王力，请他代为润饰。王力是朱光的老师，却不肯修改，只许可作序。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中国迷信院院士(学部委员)。幼年家贫失学，以教书为生，自习不辍。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结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
王力季子王缉宪说：“生涯在父辈无奈享受的现代物资文化之中，我仍是领会到他们绝对俭朴的生活中那更富意思的层面。他所奉献的才是他真正得到的。在今天的社会里，要做到以‘给予为得到’越来越难了。这也是我越来越爱戴父亲的起因。”（郭珊）
王力的讲义全由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条理清楚，逻辑周密，语言扼要，没有半句空话。像音韵训诂这些穷幽极微的“小学”，王力讲得深刻浅出，将初学者眼中的“畏途”变为“坦道”。讲课时，他还常交叉些鲜活的实例，如广东人常把“私有制”说成“西纪行”。于是，笑声之中，求学路上又平添了几分闲景流云的游兴。
●勤学：“头脑里装有一部《广韵》”
“老师坐在台中心，精神奕奕，完整不像个80多岁的白叟。他笑颜满面，吐字一板一眼，连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明白楚。留念堂内外的听众们聚精会神地听讲、做笔记，不座位的人相互用彼此的背当课桌作记载。他的讲课跟平常一样，趣味盎然，笑声、掌声一直。”
1946年初夏，王力先生行将来穗的消息，传遍中大校园。中文系的学子们，无不怀着“朝圣”的心境引颈以待，盼望“亲聆謦?”、“近瞻岱岳”。据中大老传授吴宏聪回想，早在西南联大期间，王力的传奇阅历就不翼而飞??? 只有高小学历，凭着十年自修考上大学，仅隔两年，又跻身清华大学国学研讨院。学生们甚至连梁启超对王力毕业论文的评语“精思妙语，可为斯学辟一新道路”，都背得滚瓜烂熟。
●贡献：最后一课，万人簇拥中山纪念堂
1978年从新入选全国政协委员后，王力的境况有所改观。这位八旬老人诗兴大发，写诗自励，要效法“铁弓七扎老廉颇”，“志壮何妨白发多”。他只争朝夕，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同源字典》等9部专著和上百篇论文。
王力曾说，赵先生是由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作底子，基础深广，做知识天然得心应手。他将赵师所授心得倾囊转赠中大师生，譬如器重理科和外语，既要精晓西方语言学理论，又要有乾嘉学派的国学功底。“借彼锋锐矢，射我云中鸢”(陈振寰语)，方可“钻得进去，跳得出来”(吕叔湘语)。
对这些，王力始终默默蒙受。唯独占一次开批斗会的时候，一个红卫兵从他身边经由，用手轻浮地在他的头顶上拍了一掌，这一回他当众掉下了眼泪。
“艰巨黄卷业，寂寞白头人”(王力《春日未名湖畔漫步》)。季羡林在《回忆王力先生》一文中说：“中国知识分子切实是一群很特别的人物。”他们生活贫寒，饱受政治运动冲击，但仍然不辞辛苦，勤恳工作。这群以王力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而王力在其弟子心目中，不仅是学术泰斗，更是“现代圣人”，高风文藻，教泽师表，无不是《中庸》精华“正人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今世范本。
11月18日，初秋的羊城凉风习习。傅雨贤陪着王力来到中山纪念堂时，只见大门货色两侧各排着一公里长的人龙，缓缓挪动，鱼贯而入。纪念堂内5千个位子座无虚席，站在走廊、过道或者跳入乐池的学员把全部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还有数千人凑集在场外四处草地上，工作职员只好常设装上扩音器。王力当天讲的是《古代汉语的语音体系》，属于专业性较强、个别人“难窥堂奥”的学术报告，竟然吸引到12000多观众。见此情景，他充斥喜悦地说：“看来广州的读书热又走到全国前头啦！”
1975年春，王力参加编写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典》时，每周乘公交车来回。有一次从车上被挤了下来，摔了一跤，但毫无牢骚，贯彻始终。
上世纪60年代初，王力又发表了《略论语言情势美》等论文，诗人郭小川读后，特意致信向他求教。受其影响，郭小川在后来诗歌创作中特殊留心在诗的旋律、节奏、声韵高低工夫。他的诗因为音乐性凸起，被誉为“叮当作响的清泉”。1965年，王力以《读陈毅副总理对中外记者谈话有感》为题，写了一组七律，寄给陈毅，深得其赞美，除马上转给《国民日报》发表外，两人还结下一段难得的诗缘。
1976年5月，吴宏聪第二次在北大见到了王力。当时高校订在发展“四清运动”，局势波谲云诡，学者教授人人自危。对于自己的经历，王力只说了一句“前所未有”，然后“顾左右而言他”，“抬头不语，若有所思。”他最关怀的还是陈寅恪、容庚、刘节等老先生在中大的遭受。据说容庚咬牙死撑着持续做学识，王力庆幸家中图书没有被抄走，挨完批斗还能够偷偷回家工作。
1986年5月，王力在京病辞。在遗言中，他说：“我的终生，是斗争的一生。我对我的毕生是满足的”。他吩咐子女：“要为国度，为民族做一些有利的事件”，“要把为人类造福当作最大的乐事，最大的幸福。”
王力和共事的教授彼此尊敬，不存门户之见。身边的人从未闻声他谈论别人的学术短长，对于不同见解，往往是用“期期认为不可”之类的和缓语言表白己见。1947年杨联?在美国《哈佛学报》发表文章批驳王力语法实践，王力把该文在《中山大学文史集刊》上公诸于众，并著文否认研究中的疏漏。
王力在广东期间，不仅着手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专为学习普 通 话 而 编 纂 的“ 学 话 手册”???《广东人怎样学习一般话》，还特地为本地来粤工作者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广州话浅说》，受到热闹欢送。如蔡瑛先生所言，“这些逸出惯例的破格之举，凸显了其嚼饭哺人的文明担负之责，也成绩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王力。”
耄耋之年，他依旧天天工作8小时，用羊毫撰写两三千字，直到逝世前，才减少到每天五六个小时，写数百字。那时他视力已大不如前，必需用放大镜看书写字，眼睛简直贴着稿子。一旦开卷，即时澄神静虑，昼昏浑忘，“就是有人在身边敲锣打鼓也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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